在東方國度,中華文明有它獨特的個性,本來就自給自足,無須假借外力,傳統的重農抑商觀念,更視資本主義為洪水猛獸。

十九世紀六十至九十年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及張之洞等人,出於禦外侮、平內患的雙重目的,宣導了以「富國」、「強兵」為內容的洋務運動。「中體西用」之說,正是這一場運動的思想法則,深深地打上它的時代烙印。

兩江總督李鴻章
1860年代的兩江總督李鴻章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發起的自強運動最後雖然失敗,但仍然對中國的實業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圖片來源:《歷史影像中的近代中國──徐宗懋藏品選 上編 (1841-1949)》)

「體用之說」的淵源

十八世紀前後,西方資本主義出現飛躍性的發展,正向著世界各個角落拓展它的地盤。在東方國度,中華文明有它獨特的個性,本來就自給自足,無須假借外力,傳統的重農抑商觀念,更視資本主義為洪水猛獸。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終於將東西方文明衝突以血與火的形式顯現于世人面前。

當時,有識之士紛紛提出了學習「外夷」之長以禦外侮的要求。林則徐首開風氣,宣導「開眼看世界」,指出瞭解和學習西方先進學說的重要性。而針對頑固派斥責西學為「奇技淫巧」、「壞我人心」之議論,魏源則指出「有用之物,即奇器而非淫巧」明確地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把「夷之長技」歸結為戰艦、火器、養兵練兵之法。儘管魏源對西方文化的瞭解仍較為膚淺,此說實已啟「中體西用」之先聲。

到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馮桂芬,他對於中西文化有了更深人的瞭解,不僅認識到西人的船堅炮利,而且認識到必須「改科舉」、「採西學」,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本,輔以諸國強富之術。雖然馮桂芬沒有明確提出「體」「用」之詞,但卻隱然將西方文化之「用」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體」嫁接起來。七十年代後的王韜和薛福成等人,進一步提出仿效西方的議院制度,倡導擷取西人之學,以衛「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中國傳統文化的道、器、本、末、形上、形下等概念,成為他們闡釋中西文化主從關係的利器。

洋人指導生產大炮
載於1883年7月28日《倫敦新聞畫報》的木刻版畫。(圖片來源:《歷史影像中的近代中國──徐宗懋藏品選 上編 (1841-1949)》)

「體用之說」的正式提出

進入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內憂外患日甚,在這一階段,「中體西用」之說正式出現,並廣為流行。梁啟超這樣說道:

甲午喪師,舉國震動。年少年盛之士,疾道扼腕言「維新變法」……而其流行語,則有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張之洞最樂道之,而舉國以為至言。

其實,「中體西用」之說早在張之洞之前即已出現。1893年,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刊行時,其中《西學》篇就曾說:「中學,輔以西學。」1896年,沈壽康在《匡時策》中也說:「中西學問本自互有得失……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孫家鼐在《遵議開辦京師大學堂》奏摺中,更將「中體西用」之義闡釋得非常清晰:

今中國創立京師大學堂,自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有失傳者,以西學還之;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凌駕中學。

可以說,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已成為當時社會頗流行的思想。由於張之洞的政治和社會地位,加上他在洋務運動中盛享時譽,才會把「中體西用」歸於他的名下。

「體用之說」的偏頗

對於「中體西用」之說的評價,爭議頗大。

當時的知識界,不少人認為:「形而上者中國也,以道勝;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勝」,將中學視為本、道,西學視為末、器,兩者乃被看做從屬的關係,以中學為基本,而以西學為補充。具體地說,中學為體,就是堅持形而上的中國孔孟之道;西學為用,就是採納形而下的西方科技之器。

正是基於這一認識,洋務派學習西方,也僅限於堅船利炮,從表面上學習西方科技及引進一些設備,並未涉及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問題。

然而,「西學」的精華,不僅僅在於所謂的「形下之技」,更在於它的思想學說、科學方法和進步的政治制度。實際上,「中體西用」論者也在不同程度上看出「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制器」。

「體用」本乃一體,「文化形體與功能屬性、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本來就是不可分割的渾然一體。」簡單地將中學視為本、道,將西學視為末、器,在我們今天看來,確實有其認識的片面與偏頗。

然而,無論如何,「中體西用」的時代意義依然值得我們重視,正是這一時期關於「體用」的爭辯,啟發後來者更深人地探討中學與西學的關係,繼續探索自強富國之路。

特別鳴謝:香港大學、北京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