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統主權國家對西方挑戰的反應能力作為中心,來分析中國近代變革的基本特點。

從近代世界的歷史來看,由於各民族與國家的歷史與文化背景、社會與經濟條件和各自所面對的國際環境並不相同,各個民族走向現代化的途徑與發展道路也各有所不同。從事現代化比較研究的學者通常根據各個民族與國家走向現代化的歷史起點與文化背景條件的不同,把世界各國的現代化過程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以英國與法國為代表的現代化類型的基本特點是,構成現代化社會的那些基本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要素,如布爾喬亞的階級力量、市民社會、市場經濟、世俗理性與人文主義的價值,等等,是在社會內部自然發展起來的。這些內生的社會、經濟與文化要素在長期歷史演變中又彼此整合,形成有機的整體,它們與社會內部原有的封建體制發生衝突並取而代之,從而構成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礎。正是這種現代化要素的內生性與原發性,人們通常也把這種類型稱之為原生型的現代化模式。

以美國、加拿大為代表的歐洲移民型或次生型現代化類型的特點是,構成歐洲原生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因素,幾乎是原封不動地被歐洲殖民者從其母國帶到了北美大陸,並在北美殖民地大體「複製」出來,這是一種沒有經歷封建社會的現代化類型。

以法國大革命後的歐洲大陸國家為代表的開明專制型現代化類型的特點是,工業化水準相對落後,具有現代化導向的開明君主運用傳統的權威合法性,自上而下地推行有利於現代化的國策,從而在新與舊之間實現了一種基本的平衡。

歐洲工業革命

除了以上歐美國家的現代化類型之外,還存在以西班牙、葡萄牙統治的殖民地國家為代表的拉美殖民地現代化類型。

除了上述幾種類型的現代化模式之外,在世界各國的現代化歷史上,還有一種重要的現代化變遷模式,那就是,以中國、土耳其、伊朗、泰國、日本這樣一些東方傳統君主國家在承受西方挑戰之後開始的「感應型現代化」。

明治維新

這種非西方的傳統國家的現代化有什麼特點?

如果把前面幾種類型與「感應型現代化」類型相比較,就會發現,無論是原生型、次生型,還是拉美殖民地型國家的現代化模式,都有著一個共同的特點:從西方發源的近代工業文明、西方式的市民生活方式與文化價值模式,均是不同程度地、長期地、直接地滲透在這些民族或國家社會經濟生活的內部,並構成這些社會文化中的不可分離的基本組成部分。換言之,西方工業文明與西方文化價值,在不同程度上屬於這些國家現代化過程的內部因素之一。

然而,那些屬於「感應型現代化」類型的傳統主權國家,它們有著自己獨立的悠久的文化傳統與歷史,對於這些傳統國家來說,西方近代文明與西方列強的挑戰,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外部壓力與刺激,而不是組成其社會經濟生活的內部成分。

西方文化的滲透

當西方挑戰來臨時,它們便會自然而然地運用自己的傳統價值尺度、思維方式與信條,判識這種前所未有的西方文明的性質,並根據這種判識和性質定位來確定自己認為合適的對這種外來刺激的反應方式。同時,這些傳統國家進而又會運用自己的傳統權威資源與自主的官僚國家的行政機器,動員自己獨立的資源力量,來對這種外來的衝擊實施能動的反應。

這些具有自己悠久文化傳統與主權的專制國家,是通過何種動力而走向現代化的呢?

一個基本事實是,傳統國家在承受西方挑戰的壓力以後,便開始逐漸地進入一種自覺或不自覺的、被迫或主動的對這種挑戰進行回應和調適的過程,而這種調適與回應,在客觀上也就展示為一種特殊的社會變遷過程。這種社會變遷的自然邏輯結果是,傳統社會的各種器物、制度,以及對傳統社會進行整合的各種機制,漸漸被某些過去所沒有的新的因素和機制所取代,各種可以作為現代化程度的量化指標,如市場化、社會流動性、獨立的社會群體與市民社會、工業經濟、交通與通訊、資訊的流通程度、世俗化的價值取向等等,均有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自近代以來,傳統主權國家在回應西方挑戰的過程中而形成的政治選擇與社會結構的變遷過程,也就是「感應性」的現代化過程的早期階段。

法國大革命畫作

這樣,一個古老的傳統的專制社會,便向更具現代性特徵的社會轉變。

包括中國在內的傳統主權國家,自19世紀中後期以來的歷史,具有多方面的內容,遠非「現代化」這一概念所能全部包容。這些國家所有重要的變化也未必是由西方所引發,而且,即使是這些國家對西方勢力作出的反應,也受到其本身的文化、歷史與社會內部因素的制約與影響。20世紀70年代以後,美國學者柯文(Paul A.COhen)在《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一書中,對以往學者在運用「西方衝擊-中國反應」分析模式的過程中出現的過於簡單的傾向,進行了相當系統的批評。然而,從歷史的基本趨勢而言,西方挑戰與中國回應,仍然是理解這類後發展國家早期現代化的不容忽視的基本線索。

中西文化

綜而言之,屬於「感應型現代化」類型的國家與前幾類國家相比較,是在尚未接觸過西方近代文明這一對手的情況下,突然地、被迫地面對這一來勢逼人的對手的挑戰的。並非所有的傳統專制國家都能通過自主的能動的對西方挑戰的反應而順利地實現自身的現代化。有的國家取得了相當的成功——日本便是通過對西方挑戰的回應而取得現代化成功的眾所周知的突出例子。而有的國家由於不能適應這種挑戰而備受挫折與失敗,並導致傳統王朝在現代化過程中崩潰。正因為如此,一個傳統國家對西方挑戰作出的反應是否成功,以及這種反應過程能否順利地轉化為傳統體制與價值的自我更新與變革,也就決定了這個國家早期現代化的歷史命運。

人們自然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導致傳統政體所推行的現代化政策取得成功與遭致失敗的原因是什麼?

在研究這一類國家的現代化時,人們會發現,這一變遷和發展的結果不但受制於西方(也包括後起的日本)列強這種外部衝擊力量的特點,而且也受制於這些國家與民族自身的傳統政治體制、社會結構、文化價值與政治精英對西方挑戰作出反應的特點。我們把這種特點稱之為傳統主權國家的「綜合反應能力」。這種反應能力,不但影響了這個國家應付民族危機的能力,而且也影響了中國近代變革過程中先後產生的不同的政治模式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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