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傳教士所帶來的西學,卻對中華文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

「習華言,易華服,讀儒書,從儒教,以博中國人之信用。」傳教士遠涉重洋,聯翩來華,熟習中國的風俗禮教,本意只為順應中國國情,為傳教打開方便之門。

然而,近代中西文化的交融與衝突,恰恰就是由這些傳教士揭開序幕的。

西學輸入,衝擊中學

明萬曆十一年(1583 ),耶穌傳教士利瑪竇進入廣東肇慶,並在肇慶建立傳教據點,這可視為傳教士來華之端緒。其後,意大利、德國、葡萄牙、法國的傳教士紛紛來華。這些傳教士,既具有虔誠的信仰,又往往具有淵博的學識,意識到天主教要真正植根中國社會,就必須順應中國國情和民心,改變固有的傳教方法。

利瑪竇與徐光啟畫像

為了打動中國的知識份子,使他們接受天主教的價值觀,於是,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傳教士,首開風氣,大規模進行西洋學術的譯介工作,把歐洲的古典哲學、藝術、自然科學大量推介到中國來。當時的文人士大夫,「視與瑪竇訂交為榮,所談者天文、曆算、地理等學,悉加討論」,成為一時的風氣。

然而,耶穌傳教士所帶來的西學,卻對中華文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

在明末耶穌傳教士來華之前,華夏農耕文化曾多次與外部文化交流與碰撞,但無論是華夷化合,還是與西域異邦的文明交匯,中華文明始終處於居高臨下的態勢,最終成為文化的征服者。與佛教文化的碰撞和融會,從思想的發展水準來看,也是處於互有長短、互補不足的對等關係。然而,面對西學這種迥異的文化體系所帶來的衝擊,確實令不少飽讀詩書的儒士一時不知如何應對。

學原不問精粗,總期有濟於世

中國士人,面對這場前所未遇的中西文化衝擊,立場大相徑庭,在廣采博納與保守抗拒之間拉鋸。

西學的輸入,不免令人一新耳目。自鳴鐘、拍照機、三棱鏡等西方器物,《幾何原本》、《坤輿全圖》等西方物理經典和圖冊,顯示出有異於中華文化的奇風異采,引人遐思。

清南懷仁《坤輿全圖》

一批較開明的文人士大夫,如禮部尚書徐光啟、光祿少卿李之藻等人,他們衝破固有的傳統,樂於接受新事物,善於兼收並蓄。以為「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別自有人,不必華宗夏土,亦不必八索九丘」。在「學原不問精粗,總期有濟於世,人亦不問中西,總期不違於天」的觀念下,誠然為中華文化的發展開拓了一方新天地。

雖然,這時人們對於西學的認識,還比較皮毛,並未能深入認識到西方文化的源流正變,但這種敢於衝破藩籬的思想,承認中華文化的不足,追步近世的西方文明,在當時是別具時代意義的。尤其是在華夷觀念仍盛的時代氛圍下,這種開明胸襟,確為傳統文化注入一股新鮮活潑的清泉。

因其學之也,其技而斥之

但是,嚴守「夷夏之防」的保守主義者,卻一併將西方自然科學、宗教神學視為異域邪說,對西學展開了猛烈的抨擊。

在這方面,以儒士黃貞等人為代表,他們較多的是站在固守傳統的立場,面對先進的西方文化,堅守「夷夏之防」的民族中心觀念,未能突破「天朝上國」的心理障礙。認為「用夷變夏」,利用西人之學改變中國是行不通的。本來,這種站在維護傳統文化的立場也是無可厚非的,但由於一律的排他性,「因其學之異也,並其技而斥之,以為戾古不足用」,以至於一併漠視西人在思維和自然科學的長處,未能反省自身缺失,這對傳統文化的發展造成一定的阻礙。

所謂「西法不妨於兼收,諸家務取而參合。」其實,只要合理的,哪有東西之分?

十七至十八世紀本來是中華文化蛻變的重要契機,然而由於缺乏厚實土壤的支持和滋潤,這道閃電只留下明亮的曙光就消逝於雲霧之中去了,直至十九世紀中葉,經過一場無情炮火的洗禮,才引起更激烈的巨響。

特別鳴謝:香港大學、北京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