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來,海上絲路逐漸扮演著比陸上絲路更加重要的角色,續寫中外文化交匯的歷史彩冊。

古代中外交通,除了陸上絲綢之路外,還有一條海上絲綢之路。「城南聚寶接江濱,此地當年耀麗珍。攘攘熙熙互市客,夏來冬去十洲人。」似此中外商賈雲集、奇珍異寶雜陳的通衢鬧市,你可知是對中國古代哪個城市的最佳寫照嗎?沒錯,詩中所繪,正是宋元時期的「東方第一巨港」──泉州——的繁華景象。假如沒有海上絲路,也許這種「映日船多寶舶來」的景象就不可能掠過歷史的彩冊了。

利瑪竇與徐光啟畫像

陸衰海盛,依辦海舶

海上絲路的源頭,也得遠溯至漢代。自張騫開拓西域交通後,中國人對於橫跨歐亞大陸兩端的另一古代文明中心——大秦(今之羅馬)——就懷有濃烈的興趣。公元166年,即東漢桓帝延熹年間,當時大秦王安敦尼遣使來朝,從此,海路「始乃一通」。中國要與大秦帝國建立直通聯繫,自然就離不開開拓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沿岸的海上交通了。

利瑪竇與徐光啟畫像

迨至唐宋,海上交通路線迎來了中外文化交匯的高峰時期,同時陸續開拓通往日本、新羅(今朝鮮)的東向海上交通。

海上交通的重要性愈加重要,多少和陸上交通的發展受到阻礙有一定的關係。安史之亂後,唐皇朝的國力大不如前,對陸上通道的經營,需要投入大量軍事和外交等方面的巨大資源,顯得力不從心。「逆氣數年吹路斷,蕃人聞道漸星奔」、「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騫」,大詩人杜甫的詩句是最好的明證。

杜甫

及至宋代,既要面對北方遼和金國的威脅,又直接受到西夏王朝的阻撓。陸上交通經營困難,尤其是宋室南渡以後,「國土日蹙,一切依辦海舶。」

「陸衰海盛」的轉折,因歷史的推移使然。

水上橋,聯東西

於是,晚唐兩宋以還,海上交通的作用日漸重要,成為聯繫中外文化的水上橋樑。

往東邊看,中國和日本、朝鮮的海上交通來往,絡繹不絕。日本遣唐使船隊的規模,由最初的二百多人,增加到動輒五六百人之多。至於新羅王國與中國的往來,就更加頻繁,雙方使節往返,大多選擇海路。因此,各口岸之間,漸漸組成了一個關係密切的海洋貿易網路。

西域國家,遠及波斯、阿拉伯、羅馬,商貿和文化的往來,更是日益繁忙。「南國花城」廣州,在唐代時,海舶就已能夠直達波斯灣。這條從廣州到波斯灣的航線,全長共達10000多公里,途經24個國家和地區,是16世紀以前亞非各國海舶航行上最長的航線。

繁忙的廣州港

廣州以外,元代的泉州港,海外貿易更是繁榮,成為了馳名世界的東方巨港。東起朝鮮半島,中及東南亞地區,西至波斯灣乃至非洲東北部廣大地區,有近百個國家和地區的海舶雲集於此。「攘攘熙熙互市客,夏來冬去十洲人」,誠非誇張之詞。

宋元以後,船舶之構造、設備、載量,「皆冠絕千古」,「海船一載千石」,「舶之大者,乘客可達千人以上」,「大型之船有四層甲板」,「一艘之船室每至五六十之多」,「普通四桅,時或五桅、六桅,多至十二桅」……這些記載,正好道出海上絲路空前的盛況。

海上絲綢之路路線圖

文化光華,惠澤各國

文化的交流隨著商貿而來。中國標誌性的代表貨品絲綢及瓷器,暢銷東西各國,深受人們的喜愛,這些工藝品,有如中國藝術特質的一個縮影,對異域產生美感的薰陶。

絲綢

東北亞地區,由於地理、歷史、人文等各種原因,在文明的基礎上比較接近中國,所接受的文化影響程度比西域國家更為直接。中華文化,包括哲學思想層面,都曾對這個文化圈內不同民族的歷史進程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尤其是唐宋以後,中華文明已走向成熟,對東北亞和東南亞國度的影響益見明顯。僅以日本和朝鮮兩國學者對儒家文化和佛學方面的造詣,就令人由衷欽佩。

海上絲路

東南亞地區,原有的文明發展程度較低。在交往過程中,中華文明對這裡的影響,主要集中在器物文明的層面。特別是中國貨幣的傳入,成為了很多地區在長達一千多年時間內,本土以至外貿的交易手段,影響各個民族的物質生活面貌。

西方的古羅馬文明、古印度文明,以及後來西亞的穆斯林文明,亦得益於絲道的開通,和中華文明產生碰撞的機緣。如同陸上絲路一樣,在文化交匯方面,彼此間既是惠予者,也是受惠者。

唐宋以來,海上絲路逐漸扮演著比陸上絲路更加重要的角色,續寫中外文化交匯的歷史彩冊。

特別鳴謝:香港大學、北京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