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旅行重過程;今人旅行重結果。

記得看過一個電視節目,主持人問觀眾道:「古人的旅行和今人有何不同?」一位大學生說:今天的人注重結果,而古人注重過程。所以他們收穫的是沿途的各種發現,而我們是到達目的地後的快感。

今人旅行

依他的說法,古今這一差異,顯然是由於旅行速度的快慢帶來的。徒步、坐轎、乘舟,速度慢,便能細細觀賞沿途景致;而搭乘飛機、火車,日行千里,只能到了地方再慢慢遊——當然,有時即便到了地方,因時間緊張,也慢遊不得。

古今的這一差異,歸結起來,實際上屬於文明的不同發展階段的差異。是交通工具決定了行旅的速度。如此想來,這個話題可以到此為止,不必深究了。

有一天,我也拿這個問題問周邊人。一位朋友說:古人實際上是不提倡旅遊的。她的佐證是孔子的名言:「父母在,不遠遊。游必有方。」而今天的人,巴不得時時都人在旅途。

此觀點有理,且值得深究。

「父母在,不遠遊」,關乎儒家所說的「孝道」。其理為:父母在,遊子遠遊,父母無人照顧、侍奉,是為不孝;其次,遊子遠遊,旅途艱險,必然令父母擔憂。給父母憑添擔憂,也是不孝。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時至今日,「父母在,不遠遊」的約束力,已退化為「常回家看看」的訴求。

古人不提倡旅遊當然不僅僅只有這一個理由。在農業社會,一切以農為本。以農為本就需要百姓依附於土地,男耕女織。除此以外的行為,皆可謂不務正業。不務正業的典型代表有兩位:一位是戰國時成天在外遊說六國合縱抗秦的蘇秦,一位是劉邦。蘇秦曾出遊幾年,一事無成,困頓而歸,被他的家人譏笑鄙視。而年輕時的劉邦,呼朋喚友,遊手好閒,乾脆被斥為「亡賴」。

在謝貴安、謝盛的《中國旅遊史》一書裡,我看到這樣一個表述:「由於傳統的農業社會排斥旅遊,因此旅遊概念中有中性的詞彙,但很少有褒義的名稱。」在作者列舉的詞彙中,果然,要麼是中性,要麼是貶義。被貶的諸如:游燕——指遊玩宴樂,盤游——遊樂而流連忘返,淫游——沉湎於超出倫理規範的旅遊,還有遊冶、遊蕩、遊手、浪遊等等。

《李師師外傳》記載了一個故事,說宋徽宗有一天假扮成商人趙某來見京城名妓,李師師卻不理不睬。後來老鴇聽說趙某其實是皇帝,嚇得面無顏色。李師師鎮定自若道:不用擔心。事情皆因皇上逸遊而起,而逸遊,皇上諱莫如深,自然不敢聲張。原來,逸遊系指不拘常理、超越禮度的旅遊,也是貶義詞。而這個貶義詞,出自三千年前的周公,可見中國人的旅遊觀之悠久。

以農為本是中國古代社會的文明特質,而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特質——宗法制,還為古人旅行添加了另一個消極因素——悲情。

眾所周知,宗法制注重同族聚居、血親關係,反對離鄉輕家,由此形成了濃厚的人倫親情和鄉土觀念:離鄉背井是一種悲情,葉落歸根是人生的終極歸宿。在這樣的文化觀念裡,無論是外出行旅,還是旅居他鄉,都是一種不得已之舉。或者說,必須有正當理由。比如統治者為安撫天下、考察民情的巡遊,官員赴外就職的宦游,文人為廣交名士、以利科舉仕途的漫遊、壯遊。即便是如今天我們的只為休閒、觀光的旅遊,儒家也把它提高到必須以山水來「比德」、修身養性的高度。

出門在外,失去了家的溫馨和家人的慰藉,卻憑添了旅途的艱險和艱辛,古人眼裡的旅行,怎一個愁字了得?所以古人的旅行,大多數就是一個悲行:愁旅、孤旅、羈旅。而描寫旅行的古詩詞,充溢著對鄉愁、旅愁、別離的抒發:比如唐朝詩人賈島有「故園千里數行淚,鄰杵一聲終夜愁」(《上穀旅夜》),杜甫是「繫舟身萬里,伏枕淚雙垂」(《九日五首》),而南朝文學家沈約的標題干脆就是《悲哉行》。

古人羈旅

在中國古代史中,魏晉南北朝似乎是一個特例。那時,政局動盪,皇權飄搖,玄學風行,文人士大夫狂達逍遙,恣意縱情於山水間,盡顯風流。據《中國旅遊史》介紹,那時貴族恣游的花樣繁多,「有談游、評游、詠游、嘯游、優遊、縱游、壯遊」。其中,最絕的是嘯遊。

嘯游,即邊旅遊邊長嘯,興之所至,嘯鳴不已。《世說新語‧棲逸》說,魏晉名士阮籍善長嘯,可聲聞數百步。一日游蘇門山和一位真人比長嘯,他退至半山處,再回首,只聽真人長嘯,如「數部鼓吹,林穀傳響」。

魏晉名流的怪誕游法,實質是一種情感宣洩。據《魏氏春秋》記載,阮籍出遊,常不按路徑,率意獨駕,「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慟哭,絕不是因為無路可走,而是眼看社會已然窮途末路,家國無望。所以,看似恣意縱情,實是內心憂憤。這種旅遊,更加悲情,人何以堪?故謝安有詩曰:「淚下如流霰」。

特別鳴謝:中國國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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