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復原歷史來講,不怕眾說紛紜的嘈雜,只怕「輿論一律」的孤鳴;不怕百家爭鳴的質疑,就怕鴉雀無聲的寂靜。

中國當代史是發生在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急劇變動的大時代的歷史。置身其中的人們,將親身經歷的歷史事件,所見所聞的人與事,所感所受的情與理,以回憶錄的方式記錄下來,這是豐富我們民族記憶,提供文化積累價值的極有意義的事情。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薪火傳遞的文化使命。當代中國所發生的社會歷史變遷,是三千年未有過的大格局。我們置身在這個社會歷史變遷過程中,所經歷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其複雜性可能是後來人難以想像和難以體會的;同時,由於這是一段在跌宕起伏中疾行的歷史,歷史場景變動極為頻繁,不免會給後人留下許多空白。所以,每個歷史的經歷者都有責任為後人存史。正是出於此意,韓鋼教授在《炎黃春秋》創刊十五周年座談會上提出:當代人要寫當代史,立刻得到了學界同仁廣泛贊同。足見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能否為後人提供一個真實的歷史樣本,會直接影響到他們鑒往知來的歷史感知能力。一份留有許多空白的歷史記錄,會造成人們對歷史的誤讀和誤解,甚至會對後人的歷史觀產生嚴重誤導。這從我們代際傳承的文化責任來說,則是「罪莫大焉」了。然而,復原歷史的工作難度很大,僅僅靠留有大量文獻檔案材料和影像資料是很不夠的,還得需要知情人的說明和補充。檔案中保留的原始文字資料和當事人追記的回憶錄,是復原歷史不可偏廢的兩個方面。如果把檔案文獻資料當作歷史現場的物證,回憶錄就是歷史現場目擊證人的證詞。歷史不僅是檔案文獻,更多的是表現在字外文章上。當事者和知情人的記述,有著檔案文獻資料不可替代的存史價值。

第一,檔案文獻對歷史的記載是有限的,文字記錄缺失,文字記錄不存,文字記錄有誤,這在歷史學研究領域都是屢見不鮮的。以中共中央出兵朝鮮決策為例,迄今為止,即便是官方出版物,都未曾公佈過中央高層幾次會議商討的記錄。有研究者推斷,很可能當年的會議沒有記錄。在缺乏文獻的情況下,彭德懷的自述、聶榮臻的回憶、楊尚昆的訪談錄,這些當事人的口述資料便顯得彌足珍貴,否則,出兵決策過程很難知曉。

第二,檔案文獻中記錄的資料,有許多是經過選擇性處理的。有些重要的歷史細節可能當時沒有記錄下來,也有些是在選擇性的記錄過程中被過濾掉了。以1967年「全面奪權」的決策過程為例,如果只看到毛澤東對上海一月奪權的支持和肯定,似乎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實際上,毛澤東在1966年12月26日的生日家宴上已經表明了他的意圖。這次生日家宴的參加者,是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這些中央文革小組的人物。毛澤東即席講了很長的一篇話,主題是「全國全面開展階級鬥爭」,表示了他要將「文化大革命」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的決心。家宴自然不便記錄,幸賴王力有個事後回憶,人們才知道「全面奪權」的來由。(《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第100——104頁。)

第三,檔案文獻的記載對當時歷史場景往往忽略不記,而這樣的歷史場景可能是比文字記載還重要的歷史記憶,離開了這些場景就有可能說不清楚歷史事件發生的真相,後人很難具有那種生動具體的歷史現場感。以毛澤東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為例。公開發行的毛澤東文稿中說的是,「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但有的當事人回憶,毛澤東當時在會上講的是,「誰叫我是党的主席呢?!」兩段話的語氣態度完全不一樣。再以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為例。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發生了激烈的衝突,並成為以後發動「文革」的起因之一。但僅從當時的會議記錄上,還不足以看出來毛澤東有多麼大的不滿情緒。具體情況只有來自知情人的回憶。曾志是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的老同志,毛澤東私下說「有人就是往我頭上拉屎尿」之類很有情緒的話,只有在他們面前才能講出來。(《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錄》第432頁)也正是由於曾志和其他當事人回憶了這些細節,我們才能得知毛劉分歧發生的嚴重性,看懂一些他們講話記錄中的弦外之音。

第四,檔案文獻是對當事人已經表現出來的言行記錄,在這些當事人言行中的情態、感受和複雜的思想動機,是不容易把握住的。這就需要通過當事人的回憶作一補充,才能窺其真意。以1959年廬山會議為例。薄一波作為主管工業的副總理,事先準備在會上的發言稿是原要講一講「大躍進」的缺點和問題,但上山後看到會議的風向變了,不敢再拿出稿子來,轉而又違心地參加到批彭德懷的行列中,才得以僥倖過關。(《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867~869頁)他的這一段複雜的心路歷程,在相當多的高級幹部中具有普遍性,也只有在他們自己的回憶錄才能袒露出來。

對於一個重大歷史事件的歷史記錄,不僅要有檔案文獻,還要靠當事人的回憶錄,否則一些重要的情節和參與者的情感心態是很難清楚的。如1959年廬山會議的真相,人們長期是知有其事而不知其詳。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的回憶錄出版,填補了這一段歷史的空白,世人對這個重大歷史事件所以由糾「左」轉到反右的具體經過就全然清楚了。

回憶錄的存史方式,最適宜保存歷史發生過程中的情態。「情態」反映的是人們在歷史現場中的歷時性作為,描述在歷史事件中不同當事人的態度、神態、言行等等現場表現,是復原歷史中最難把握的知性方面。對於歷史發生過程中的「道理」,後人通過文獻資料的研究是能夠認識清楚的;但對歷史發生過程中的「情態」,則是後人難以準確摹寫和真切感受到的。

梁啟超先生論史,最注重歷史的情態。認為情態是「過而不留」的事情,文字傳寫困難,為史者「摹體尚易,描態實難」。(《中國歷史研究法》第39頁)歷史的知性本是生動鮮活,有血有肉的。歷史記述一旦缺乏情態,也就成了所謂「得肉遺血,得骨遺髓」的粗劣摹本,論人述事自然不免是隔靴搔癢,得理而不得其形,得形而不得其神,歷史也就成了一部生硬刻板的教科書。

或許正是由於過去的歷史撰述過於刻板,近些年來又有紀實文學題材的歷史作品大為流行。此類作品於史實之外,施之於作者的個人推斷和合理想像,平添一些情景描述和人物心理分析,以求得歷史的生動性。但這種憑藉合理想像得來的歷史生動性,最容易誤導不熟悉歷史的讀者。這種例子可以說是屢見不鮮。僅舉一例:有一位老將軍請一個文學青年整理他參加審理林彪反革命集團案的回憶錄。其中有一個細節是,林彪在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寫了一個證明葉群是處女的條子。這本是針對陸定一夫人嚴慰冰的匿名信寫的。但這位文學青年在這個問題上的想像力極為豐富,用了三四頁的篇幅寫葉群生性放蕩。上中學時就已經失貞,在延安又和陳伯達等人吊膀子,繼而色誘林彪,在新婚之夜又暗藏了一個帶血的短褲冒充處女……(《超級審判——審理林彪反革命集團親歷記》第68~71頁)作者從人物動作、對白都是描寫得栩栩如生,猶如當夜是在現場窺視一般。儘管老將軍提供了許多很有價值的第一手資料,但經過這位元文學青年富有想像力的再創作,誰還能認為該書還有存史價值呢?所以,在從提高歷史知性的意義上講,與其要後人憑想像編寫出那些文學體的紀實歷史,還不如讓當事人保留下更多實實在在的歷史記憶。畢竟,離歷史現場最近的人對歷史現場的臨摹,更能接近歷史的真實。

歷史是有理性的一面,但非理性的一面可能更多。只有對歷史情態有所了解,才能具有歷史的史感,理解歷史發展的複雜性——合理中有不合理,不合理中有合理。當事人寫當時事,一般能夠有比較準確的史感。例如林彪秘書張雲生寫的《毛家灣紀實》,客觀講述了他在林彪身邊工作的所見所聞,提供了研究林彪事件的第一手材料,史學界對這本書非常重視。後來作者和女兒一起在香港又出版了一部同類的書,篇幅更大。這或有舔犢提攜之意,但新書畫蛇添足的錯訛地方太多,存史價值反不如前。如,龔育之對「二月提綱」和東湖之行的回憶,李雪峰對「文革」發動情況的回憶,都是當事人寫當時事,述事清晰,情理交融,有著其他人不可替代的權威性,對我們認識「文革」發生過程的複雜性是極有幫助的。

回憶錄的寫作,有「公撰」、「私撰」兩種。「公撰」是有組織的集體寫作方式。撰者一人的敘述,有一班人馬説明記錄整理,查找核對資料,分頭撰寫成章。因是組織行為,資金寬裕,檔案材料使用比較方便,在事件敘述上具有原始資料的權威性,同時敘述方式上最講政治,也比較拘謹。但這類回憶錄,忌諱最多。一旦牽扯到事主的歷史作為,則都是相當敏感的,往往不免隱惡揚善,文過飾非,摻加私筆。這是讀者不得不格外留心的地方。

「私撰」完全是個人化的寫作。因是撰者親歷親為,文責自負,忌憚較少,思想放的較開。而且因為所述之事,情真感深,印象深刻,可以提供具體的細節,所以在敘述上是以情節生動、描寫細膩見長。坊間流傳,多為此類。但由於當事人缺乏原始資料的參考,記憶的錯訛之處在所難免,且寫作動機各異,表達能力不同,所以品質差距很大,存史的價值有高有低。

存史首先須有歷史的公器意識。各種回憶錄中,作者的撰寫動機如何,直接決定其存史的價值。那些旨在塑造自己生前身後名的回憶錄,功利性極強,涉及歷史必然是曲筆,涉及自己必然是溢美。如果相關的幾部書對照起來看,當下就會發現其中諸多矛盾,遑論後世人們還會自有公論。所以,這種個人功利目的性極強的回憶錄,並不能承擔傳世的作用,日後隨著社會生活透明度的不斷提高,公共話語範圍的不斷擴大,必然是價值遞減的。

回憶錄畢竟是具有強烈個人色彩的存史方式。即使是從對歷史負責的願望出發,作者也會有意無意地出現撰述的誤區,仍會有涉及人事上的避諱之處和對自己當時言行的撇清之舉。歷史的大關節處清楚,未必在小關節上也清楚。這種事情在回憶錄中是非常普遍的。甚至一些文情並茂、真實可信的佳品,也是在所難免。韋君宜的《思痛錄》,是筆者認為近年來寫得最好的回憶錄之一,但個別細節也有不實之處。書中所述1943年延安整風的搶救運動中,「李銳和范元甄、黃華和王龍寶、魏東明和馮蘭瑞」三對夫婦因運動離異。馮蘭瑞最近著文說,這三樁家庭變故,恰恰全不是因為運動,而都另有隱情。(見馮蘭瑞:《「真話」中的謊言》一文,由此可見,求真不易,存史亦難。就回憶錄而言,要如實地記錄自己,袒露一生心路歷程,這是把自己放到一個公共的手術台上,當眾自己解剖自己的事情,很不容易。像盧梭《懺悔錄》那樣,具有嚴酷的靈魂拷問能力的大徹大悟者,古今中外能有幾許?

平心而論,各種各樣的回憶錄,多少都會有當事人自我合理化的成分在裡面。這種自我合理化的要求,是人性使然。人們對曾經歷過的尷尬事,為擺脫懊惱和懺悔的長期煎熬,求得心裡的安寧,是需要對自己的行為有一個相對合理性的解釋的。差別僅僅在於,這種自我合理化產生的撰述誤區,是有心為之,還是無心為之。有心為之,長此以往的自我蒙蔽,就會把謊言當作事實。無心為之,能夠在事實面前保持住一份自我反省的清醒,能夠在真假美醜的邊界上把持住是非曲直的道德底線。所以在存史中出現誤差時,兩者的態度判若雲泥。

撰寫回憶錄,是一項恢復歷史記憶的工作,需要對歷史負責,不能虛飾,不能挾私。不僅需要有實事求是地審視自己和審視他人的客觀態度,還需要借助當時的日記、筆記和文件等原始資料恢復歷史的記憶,特別是需要有其他歷史當事人的交流、印證和相互補充。例如周海嬰回憶說,1957年毛澤東在上海,曾回答知識界朋友提出的魯迅活著會怎樣的問題。學界立刻有人對此事提出質疑。隨後又有黃宗英等人證實確有其事。這種「質疑——詢證」的往復過程,其實並不帶來難堪,而恰好是還原歷史本然的要求,體現了探求真實的科學精神。許多史實或許經過這樣的過程仍難求證,但是經過這樣的過程人們一定會向真實又靠近一步。可以這樣說,人們的個體回憶都是不可避免地有著記憶上的誤差,但如果在啟發大家共同回憶的群言環境中,可以最大限度地修正這個誤差。

史學一途,向有「孤證不立」的老話。從存史的意義上說,不但需要大人物的回憶錄,也需要小人物的回憶錄;不但需要正面人物的回憶錄,也需要反面人物的回憶錄。從存史的價值上說,不能因人廢言,也不能因事廢人。無論是出於自我標榜的需要,還是出於自我辯解的需要;有公心固然好,存私心也可以,都可以將自己經歷的歷史寫出來,公諸於眾。公眾自會鑒別。各種類型的回憶錄越多,對校正歷史記憶所起的作用越大,越能接近歷史的真實。

對復原歷史來講,不怕眾說紛紜的嘈雜,只怕「輿論一律」的孤鳴;不怕百家爭鳴的質疑,就怕鴉雀無聲的寂靜;不怕百花齊放的繁蕪,就怕一花獨放的單調;不怕當事人的回憶出錯,就怕連出錯的回憶錄都沒有。歷史的經歷者,特別是經歷過一些重大歷史現場中碩果僅存的當事者和知情人,無論為了對自己有交代,還是為了對世人、對後人有交代,都不應帶走一段歷史,而應有更為積極的存史態度。

特別鳴謝: 鳳凰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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