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經明白告訴共產國際代表說:「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的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

馬林在1923年7月下旬離開中國。步其後塵,莫斯科很快派來了另一位「馬林」。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莫斯科給這位名叫鮑羅廷(M. M. Borodin)的新代表的指令當中所提出的要求,與馬林路線幾乎毫無區別。

鮑羅廷

這份由中央書記史達林(J. Stalin)簽署的指令當中寫道:「鮑羅廷同志在與孫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利益,決不要迷戀於在中國培植共產主義的目的。」這意思明明白白,就是鮑羅廷的工作還要像過去一樣,以孫中山的國民黨為中心。如果鮑羅廷只是像越飛那樣,純粹是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倒也說得過去,問題是鮑羅廷同時也受命擔任共產國際在華南的代表。過去馬林只因為幫助越飛做了一些外交性質的工作,就受到共產國際東方部的強烈批評,如今鮑羅廷本身就是蘇聯駐華外交使團的正式成員,共產國際東方部卻仍舊不得不接受他為自己的代表,其地位之尷尬顯而易見。

史達林

當然,對於共產國際來說,鮑羅廷與馬林還是有所不同的。這首先因為他是俄國人,16歲就參加了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1903年即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站在多數派一邊,是老資格的布爾什維克。他不僅政治上可靠,與包括列寧在內的眾多俄共(布)領導人也都有很好的關係。鮑羅廷之所以被莫斯科看中並派往中國,一個原因是因為他的英語很好,曾在美國從事社會主義運動12年之久,而且自從共產國際於1919年成立以來,他就一直參與共產國際的工作,並負責指導過英國共產黨加入英國工黨的聯合戰線的工作。與此同時,他與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私交不錯。當加拉罕受命前往中國,接替越飛擔任駐華全權代表之後,加拉罕立即就想到了鮑羅廷,把他推薦給史達林,建議由鮑羅廷擔任孫中山的首席政治顧問,以便於他能夠全面掌握中國南北方的情況,靈活協調對華外交。

鮑羅廷8月由中國東北入境,先後到達北京、上海,並在上海與張繼及陳獨秀交換看法。10月6日,他持加拉罕的介紹信到達廣州。鮑羅廷到達當天,孫中山就接見了他。而這個時候,恰值孫中山因軍費窘困,強行截留廣州海關的關稅餘款,正與以英國為首的列強發生衝突之際。幾個月來,「廣州幾乎無日不在叛逆勢力的圍困之下與驕橫軍人的蹂躪之中」,「財政困難達於極點」,廣東根據地的這種危急形勢使孫中山增加了爭取蘇聯援助的緊迫感。與以往小心翼翼地不願與莫斯科扯上關係的情況相比,孫中山這時的態度變得異常堅定。此外,孫之所以格外重視鮑羅廷,還因為他注意到鮑羅廷與馬林有很大的不同。鮑羅廷不僅是老布爾什維克黨員,在莫斯科有良好的人緣,而且是蘇聯駐華外交使團的正式成員,受到曾任副外交人民委員、現任駐華全權代表加拉罕的高度信任。對鮑羅廷給予高度禮遇,將有利於對蘇聯的對華政策施加影響。

孫中山久歷政壇,深知欲尋求外援,實現政治抱負,非有所憑藉不可。1922年11月24日,他在給蔣介石的信中就明白地表露了這種心態。他告訴當時急於取得蘇聯援助的蔣介石說:要想取得蘇援,「必在吾人稍有憑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無所憑,則雖如吾國之青年共產黨,與彼主義完全相同矣,亦奚能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勸共產黨之加入國民黨者,職是故也。此可知非先有憑藉不可,欲得憑藉,則非恢復廣東不可」。如今憑藉在手,又有蘇聯外交使團成員到來,他自然會不失時機尋求援助。他不僅要求蘇聯由海參崴(通過海路向廣州)運送援助物資,而且明白告訴鮑羅廷,只要他還能守往廣州,他就一定會與蘇聯建立起直接的聯繫。

一方面,孫中山需要蘇聯的援助,另一方面,內外交困的局面也促使孫再度對俄國人的組織宣傳方法發生興趣。而在這後一方面,作為俄國布爾什維克老黨員,鮑羅廷的現身說法尤其具有說服力。他用親身的經歷介紹俄國革命的經驗,顯然極大地觸動了孫中山。僅僅兩三天,孫中山就對鮑羅廷有了很好的印象,並對鮑羅廷所介紹俄國經驗深以為然。鮑羅廷到後第四天,適逢雙十節,國民黨召開黨務會議,孫中山首次以俄國革命為鑒,談論起國民黨的問題來了。次日,他即下令重啟國民黨的改組工作。他公開承認:「俄國革命六年,其成績既如此偉大;吾國革命十二年,成績無甚可述」,關鍵就在國民黨缺乏組織,缺少革命精神和鞏固基礎,「故十年來黨務不能儘量發展,觀之俄國,吾人殊有愧色!」為此,他明確提出:以後當「效法俄人」,「以黨治國」。馬林在孫中山身邊數月不能實現的目標,鮑羅廷到後幾天便順利推動,其魅力之大,不難想見。

鮑羅廷顯然擅於發現問題所在。過去,每有外人問到國民黨黨員人數時,孫中山都會以十萬乃至二十萬之數告之。鮑羅廷一來就發現,情況遠非如此。廣州國民黨分部號稱有黨員三萬,繳納黨費者僅有六千,待重新登記時,來登記者才不過三千。即使這三千黨員,與黨也缺少聯繫。黨「沒有在他們當中散發書刊,沒有舉行會議,沒有說明孫在各個戰線上的鬥爭目標,特別是同陳炯明的鬥爭目標」。它偶爾發表的由孫中山簽署的有關三民主義目標的宣言,多半只是作為新聞刊登在幾家報紙上,然後就一切照舊,黨絲毫不能因此而得到發展。事實上,「國民黨作為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已經完全不存在」。再加上持續戰爭,或因軍費巨額開支造成濫征捐稅,或因戰爭需要大量強制徵兵、征夫、征糧,致使「廣東人民對孫的政府持強烈反對態度」,廣州政權甚至得不到民眾的支持。當鮑羅廷把這些問題一一分析給孫中山聽之後,孫中山也承認問題之嚴重,因而更看出加強黨的工作,以擴大群眾影響的重要。

必須集合有獻身精神的黨員個人的力量,革命才有希望,這是孫中山在與鮑羅廷交談後得到的一個強烈的印象。受命前往上海的廖仲愷在解釋孫中山所以必須改組的理由時,特別強調的就是這一點。他說:孫先生在廣州已經歷三次失敗,「三次失敗皆因軍人持權,黨員無力,故黨之主張無力」。過去雖曾組織集體入黨,但「當時以團體加入之黨軍,即為後日攻總統府之人。可見入黨者須以個人,不可用團體也。假使廣州方面有相當數目(如有十萬黨員)之黨員,何致得歷次失敗之結果?黨員本在民眾之內,果有多數黨員,庶足制伏軍隊,因為徒恃軍隊必至為兵所制,不能制兵也」。

黨員多,則民眾多;民眾多,則足以制伏軍隊。這也是孫中山在與鮑羅廷談話後所得到的一個重要的結論。而要有效地發展黨員,聚攏人心,擴大宣傳,實現以黨治國的目標,也只能借助於俄國革命的經驗。這也就是為什麼孫中山很快就任命鮑羅廷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並下令成立包括廖仲愷、汪精衛、張繼、戴季陶和共產黨員李大釗在內的國民黨改組委員會的根本原因。顯然,孫中山這回是真正下決心要模仿俄國共產黨的組織模式,開始全面改組國民黨了。

既要改組國民黨,擴大宣傳,發展組織,共產黨員的作用自然又顯露出來。10月25日,孫中山召開會議,正式宣告改組決定之後,馬上就在鮑羅廷的建議下,指定包括中共領導人譚平山、李大釗在內的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並著手進行國民黨黨員重新登記和建立各地區黨部的工作。有鮑羅廷的推舉和孫中山的批准,更多的在廣州的共產黨員投身到改組工作中來了。

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改組特別會議,著手改組國民黨事宜

鮑羅廷不僅成功地爭取到了孫中山的信任,同時也成功地與中共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廣州的領導人建立起良好的工作關係。他不像馬林那樣毫不隱晦地貶低中共的作用,否定中共理想的目標,而是向中共黨員反復解釋他們在國民黨內的決定性作用,說明壯大國民黨就是為了壯大共產黨的道理。他一邊不斷地與中共黨、團領導人舉行聯席會議,共同商討國民黨改組事宜,充分發揮共產黨人的作用,一邊經常提醒黨團領導人說: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要使國民黨的工作面向群眾,面向人民」,使所有的工人、學生都迅速覺悟起來,加入國民黨,參加國民革命,但這不妨礙我們同時把最革命的人吸收到共產黨內來。只有我們才能把國民黨變成革命的大熔爐,從這個熔爐中提取我們自己的黨所需要的材料」,為將來建立群眾性的共產黨打基礎。當然,他堅持共產黨人必須步調一致聽指揮。他明確提出:「黨中央必須把關於綱領的準備好的發言稿發給它的代表,而為了不使我們的計畫落空,我們的人必須有組織的發言。沒有中央的書面指示,發言甚至不應有任何修改。」

當然,鮑羅廷對國共兩黨同時具有影響力,並不意味著他能夠使孫中山與共產黨的關係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孫中山這時的一段批示中得到清楚的印象。

11月29日,華僑出身的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鄧澤如領銜上書孫中山,指陳鮑羅廷時常與陳獨秀等共產黨人集會,討論國民黨的政綱、政策,於此似可見「俄人替我黨訂定之政綱政策,全為陳獨秀之共產黨所議定」,「為蘇俄政府所給養」之共產黨,正在「借國民黨之軀殼,注入共產黨之靈魂」。

這時,孫中山確實在委託鮑羅廷代為起草制定國民黨的政綱及黨章等重要文件。他也清楚鮑羅廷與共產黨人之間的來往甚至會議。但是,整個政綱、黨章的討論和修改,很大程度上是由孫中山指定的委員會在負責,最後還要經孫中山親自審定批准,所謂「俄人替我黨訂定之政綱政策,全為陳獨秀之共產黨所議定」,自然純屬子虛。因此,孫中山對此明白解釋說:政綱草案等「為我請鮑羅廷所起,我加審定,原為英文,廖仲愷譯為漢文,陳獨秀並未與聞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若我因疑陳獨秀而連及俄國,是正中陳獨秀之計,而助之得志矣」。這一段話,對鄧澤如等有所批評,但「正中陳獨秀之計」云云,卻清楚地反映出孫中山對中共的不滿。十分明顯,注意到鮑羅廷與共產黨人的關係,一心希望得到蘇聯全力幫助的孫中山,難免會對中共與俄國的關係心存芥蒂乃至醋意。他嚴厲地指出:以陳獨秀為首之「中國少年學生自以為是」,「初欲包攬俄國交際,並欲阻止俄國不與吾黨往來,而彼得以獨得俄助而自樹一幟與吾黨爭衡也」。當然,孫中山並不認為這是俄國人的問題,他反對把俄人與中共相提並論,且因此愈加相信有吸收中共黨員入黨之必要。他為此特別解釋說:「我國革命向為各國所不樂聞,故嘗助反對我者以撲滅吾黨,故資本國家斷無表同情於我黨,所望為同情只有俄國及受屈之國家及受屈之人民耳。此次俄人與我聯絡,非陳獨秀之意也,乃俄國自動也。」「俄國欲與中國合作者只有與吾黨合作,何有於陳獨秀?」「俄國之革命黨皆屬有黨政經驗之人,不為此等少年所遇(遏),且窺破彼等伎倆,於是大不以彼為然,故為我糾正之,且要彼等必參加國民黨,與我一致動作,否則當絕之;且又為我曉喻之,謂民族主義者,正適時之良藥,並非過去之遺物,故彼等亦多覺悟而參加(對)吾黨。」「不能以彼往時反對吾人,而絕其向善之路。」批示最後,孫中山強硬表示,他絕不會聽任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自行其事,儘管陳獨秀等已加入本黨,但「陳如不服從吾黨,吾亦必棄之」。

從孫中山的上述表示,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與共產黨的關係,多少有些無可奈何的味道。他之所以會接受俄國人的干預和勸說,吸收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雖然有欣賞共產黨人能力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卻還是由於「所望為同情只有俄國」。倘若一方面允許共產黨保持自身的組織獨立性和批評自由,另一方面又要求共產黨員像所有國民黨員那樣服從自己,這實在過於困難。如果說他開始時還沒有能夠清楚地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的話,那麼他這時顯然早有領教了。他之所以能夠對馬林脫口而出地表示:「如果我(因為)能自由地把共產黨人開除出國民黨(而要受到蘇聯的干預),我就可以不接受(蘇聯的)財政援助」,就是因為他已經意識到自己陷入到這樣一種兩難的境地。當然,在孫中山看來,事情還沒有發展到必須做出抉擇的地步。萬一逼不得已,他還是能夠做出壯士斷腕的舉動的。他曾經明白告訴共產國際代表說:「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的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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