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方學者的角度作研究,或許能促使我們以一種新角度來思考歷史,有助研究乾隆時期乃至有清一代的政治特徵。

在中國,乾隆皇帝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在乾隆主政的60年中被推至鼎盛的「康乾盛世」更成為影視戲說取之不盡的題材。國內晚近出版的諸多乾隆傳記,則多基於「中華民族」這一文明共同體的構建,來評述乾隆的功過。

乾隆皇帝的朝服畫像

相對於中國乃至東南亞地區,西方國家有關乾隆的論述非常稀少,美國學者歐立德所著的《乾隆帝》填補了這一闕失。歐立德主要研究1600年以後的中國史和內陸亞洲史,因其代表作《滿洲之道:八旗與清代族群認同》,而被視為美國「新清史」學派的領軍人物之一。但這本基於滿、漢文獻和中西相關研究所成的《乾隆帝》,卻並非純粹的學術專著,可以說,此書兼顧了學術研究與大眾閱讀。歐立德從乾隆登基入手,到乾隆逝世收官,加上單篇結論,分十章來敘述和評介乾隆的生平。其域外人的視角,或許能促使我們換一種新角度,來觀照乾隆時期乃至有清一代的政治特徵。

在歐立德看來,清朝的統治之所以能夠成功,在於滿人並未漢化,並且保留了相當程度的滿族特性。正是這種滿族特性的影響,使得清朝的皇帝在不同的族群面前展現的是不同的形象:他是漢人的皇帝,蒙古人的可汗,滿人的族長,藏人的文殊菩薩,並在一定程度上推行民族隔離政策,致使不同族群無法通過日常交往形成共同的集體認同。這與中國傳統史家的結論迥異,諸如錢穆認為清朝作為部族政權,並沒有多少制度建設,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襲明朝;何炳棣則強調滿族的漢化或儒化,是清朝成功統治的根源因素。從史實層面來看,清朝在歷史上第一次成功解決了北方遊牧民族對中央政權的威脅,或多或少得益於多元化的「複合君主制」;而後清朝覆亡,君主不再,通過皇帝有形的身體建立起來的王朝的同一性也隨之消解,龐大的國家便面臨分崩離析的危險。儘管後繼者中華民國依靠《清帝遜位詔書》,勉強在法統上繼承了清朝的版圖和人口,但對邊疆的實際掌控卻顯乏力。由此而言,歐立德這種有別於「漢族中心觀」的新清史觀,確實給清史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面向。值得深思和警惕的是,歐立德從蒙、回、藏等邊疆民族的角度出發,來重新解讀固有的「漢族中心觀」歷史的行為,有一種難言的「去中國化」的意味。

《清帝遜位詔書》

國人對乾隆皇帝的熟知,還得益於民間流傳深遠的「乾隆下江南」。其中既有傳統的政治訴求——希望代表天命的皇權能夠有效地規範官僚的權力邊界,又有現代以來消費主義興起的成因——連古代的皇帝在某些時候都想擺脫日常政治的束縛,活在當下的普通人,也不免對庸常生活之外的閒遊心存展望。而在傳統文官集團的話語敘事中,皇帝離宮巡遊多是為了享樂,與其為了一己之私而浪費人力和物力,不如將這些財力儲備起來,以作未雨綢繆之用。

《乾隆帝》則提出了不同的見解,歐立德認為,乾隆的巡遊誠然有個人興趣的所在,但更多的是為了維護王朝的統治。如去山東曲阜,是為了尊重漢人的固有習俗,同時彰顯自己是儒家傳統的繼承者;去山西五臺山,是因為該地是文殊菩薩顯靈說法的道場,這既賡續了千年禮佛的傳統,又有利於提升藏人的認同感;去承德,是為了接見蒙古和西藏的政教首領,處理西北的政務;去盛京,是傳承滿人的尚武傳統,加強族群認同。在乾隆的巡遊中,耗時最長、耗資最多且最為人熟知和詬病的,無疑是六下江南。歐立德引用資料統計——江南地區的財賦和士子在全國中所占的重大比例,論斷乾隆下江南是為拉攏漢族地方精英。乾隆視察江南地區的皇家作坊和召見地方大員,以加強對最富庶地區的統治;巡防水利工程並了解當地的民情,讓江南的百姓熟悉自己,畢竟,滿清入關初期,江南曾對清軍進行過激烈的抵抗。在後人的觀感中,乾隆此舉是鋪張奢靡,歐立德的結論是,乾隆六次南巡誠然耗資巨大,但相對於當時國庫收入來說,似乎尚在可承受的範圍之內。

國人對於乾隆的另外一個印象,是大興文字獄。在很多人看來,乾隆主持編纂的《四庫全書》,目的是搜尋和銷毀所有遺留下來的反清著作。焚書以及對被疑有反清思想的人的普遍迫害行為,使乾隆被後世視為一個敏感、嚴酷的專制君主,其行為造成了一種恐怖的局面,壓制了思想的創新,使得中國的思想進程發生了偏離。

歐立德則認為乾隆編纂《四庫全書》的初衷遠遠比這些要複雜得多。首先乾隆希望自己能夠在儒家聖人殿堂中佔有一席之地。「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每一個信奉儒學的人的終生追求,身為皇帝的乾隆也不能免俗。其次乾隆想借此來增加自己的藏書,如同對待作詩、繪畫和書法一樣,乾隆對於圖書收藏也有極大的熱情。為此,自登基以後就反復下旨徵集稀世書籍,諭旨引起了官員的關注和議論,有人提出重修《永樂大典》,這一提議深合乾隆之意。第三個目的是為文人提供精準的文本。許多有名的著述由於經過幾代人或是不同藏書樓之間的傳抄,往往出現許多錯誤,還有一些書籍已經出現了腐蝕,嚴重影響了時人的習讀。而在《永樂大典》的基礎上編纂《四庫全書》,都經過博學之士的仔細甄選,足以使文本恢復原有的面貌。這是《四庫全書》最有價值的地方之一,對傳統經典文本的理解正確與否,將會導致道統的紛爭,而通過給皇帝提供權威的版本,便可一勞永逸地解決爭議,其中當然有樹立正學,罷黜「異端」的成分。

歐立德認為,如果就此認為乾隆的初衷就是想通過編纂《四庫全書》審查經學的發展,這是有失公允的。許多不公平的判罰確實是打著朝廷的旗號進行的,而且也有大量圖書被銷毀,但這並不能說明早期的審查得到了乾隆本人的授意。1780年時曾經有人上奏提出這種建議,但遭到了乾隆的拒絕。儘管後來事態的發展激發了乾隆的報復心理,但底層官員的熱情和野心以及地方士紳的瑣碎紛爭也應該承擔同樣的責任。從乾隆早期反復下旨徵集稀世書籍反應寥寥,到後期無力限制文人通過玩弄權術互相坑害的事實,可知即便是強勢的帝王,皇權也並不是無限的。歐立德這一迥異於傳統歷史研究的結論,或許有可商之處,但也值得我們反思,現代以來的線性進步史觀,讓我們對歷史進行了不少建構性的解讀,而這些解讀因為缺乏參照系而顯得單一化簡單化。而歐立德塑造的「陌生的乾隆」的形象,讓我們重新審視那一個歷史時段的重要特徵,從而產生新的歷史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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