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永嘉縣的幾位82~88歲高齡的晚清舉子,二期「清党」伊始就聯名致函國民政府提出了這種看法:「竊恐國黨殺共黨,共党亦殺國黨,明殺暗殺,自相殘殺,循環報復,寧有窮期?勢必將雙方有用之人才,同歸於盡而後已。」

南京國民黨濫施殺戮來寒共黨之膽的做法,其效力這時也還是受到了相當的懷疑。儘管5月底中共在上海的江蘇省委及上海總工會等機關一時被國民黨當局搗毀殆盡,陳延年、趙世炎、安友石等眾多領導人被殺,但兩月之後,中共即重新恢復了在上海的組織活動。9月,中共杭州市委被破獲,累及中共浙江省各縣及特支書記30餘人被捕殺,但兩三個月後,中共不僅重又恢復了在浙江的工作,而且還發動了一連串的武裝暴動。因此,除眾多國民黨人自己閉目塞聽地宣稱不僅。「本黨內部的敵人已經肅清」,且「蘇、浙、粵、桂、閩、皖、晉、蜀諸省之共產分子,皆一律肅清」外《蔣中正警告同志——對三全代會的感想》,1929年3月16日上海《民國日報》第一張第三版;《國民政府告兩湖民眾書》,前引《清黨運動》第六部,第299~302頁。多數中心城市以外的民眾所看到的卻是,共產黨不僅依然存在,而且還開始以「紅色恐怖」的手段,還之以顏色。

對於這種情況,一些黨外之士竟早有預見。浙江永嘉縣的幾位82~88歲高齡的晚清舉子,二期「清党」伊始就聯名致函國民政府提出了這種看法。其函稱:政府因治安關係,對「壞法亂紀之共黨,不得不宣佈罪狀,明正典刑,懲其一以儆其首。此先哲所謂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是也。至於各省州縣之共黨,未有犯法之事實發生,不得因其居中把持即與兩湖黨員相提並論。解散之則可,拘禁之則不可;訓斥之則可,濫殺之則不可。《書》之‘殲厥魁首,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維新’,誠哉是言」。「況民生主義即共產主義,先總理講之又講,遺書俱在,婦孺皆知,亦何怪無識少年之誤入歧途也。禍有由起,情有可原。若不度理揆情,而濫用刑威,累及無辜,竊恐國黨殺共黨,共党亦殺國黨,明殺暗殺,自相殘殺,循環報復,寧有窮期?勢必將雙方有用之人才,同歸於盡而後已。」《呈為黨獄繁興禍機四伏僉請各屬免予株連以庇人材而延國脈事》(1927年6月9日),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國民政府檔,一(2)145。

《大公報》這時則公開對國民黨在全無法律依據和公平審理程式的情況下,任由民眾檢舉進而任憑黨人肆行殺戮的做法,深表不滿。其評論曰:「上海、廣州大清黨之時,殺人殊多,猶可諉為非常之變。今歷時數月,而恐怖未減。上海特務處常有刑人之事,所犯罪狀概不宣佈,殺者何人亦秘不宣。共黨誠於寧政府大不利,然凡共党是否俱應處死,國民黨之黨化的法律中有無此項規定?即曰有之,而南京當局何以知各地藉清黨殺人者之必無冤誣?且解釋清黨之義,不過驅跨黨分子而出之耳,何以動輒死之?」特別「其普通分子,多為青年男女,薄受教育,若依法律,亦多不至死。況處置共黨者,名義耳,共黨未必能捕,捕者未必為共。況若再有誣陷之行為,對於欲捕者或所仇者,而輒以共黨目之,甚至有藉此詐財之事,至發生資本家共產黨與無產者共產黨之奇談。國民革命之名,敗壞盡矣」。社評《黨治與人治》,1927年7月3日《大公報》第二版;前引社評《上海之特別軍法處》。

對於任由黨人殺戮共黨,特別是任由軍隊介入「清黨」,濫捕濫殺的做法,其實一些普通的,但多少具有一些法律觀點的國民黨人,也早有擔心。如有作者6月即公開撰文,委婉地「奉勸革命軍旗幟下的武裝同志」:「逮捕和殺戮,在可能的範圍以內,應由正式法院去執行,不要因便宜而自濫用。免得共產黨人要加你們一個‘有槍階級’的徽號,作為宣傳的資料。也免得民眾因不平的緣故,發生共產主義的感染性」。乃器:《怎樣剷除共產黨的潛勢力?》,1927年6月21日上海《民國日報》第四張第一版。

「清黨」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是否「清黨」唯一的目的真是像蔣介石、胡漢民所言,就是要「徹底消滅中國共產黨」?是否靠拘捕、關押、殺戮就能夠達到徹底消滅共產黨的目的?這個問題實際早就縈繞在眾多國民黨人的腦際之中,且始終困惑不解,揮之不去。僅以上海特別市黨部的努力為例。用其領導人之一陳德征在1929年3月國民黨三大報告中的說法:上海黨部自1927年4月15日正式從共產黨人的手中接收過來之後,整個工作均集中於清共,「舉凡對外宣傳及整理黨的內部工作,均以清共為唯一之目標。」包括清理下級黨部,清除跨黨分子;偵查及協助清黨委員會拘捕共產黨徒;努力於反共宣傳和主持反共後之民眾運動,喚起民眾對於革命與反革命之認識等等。但是,對共產黨的活動,仍「有防不勝防之概」。前引《三全大會中之上海特別市黨務總報告》。事實上,更讓上海國民黨人頭疼不已的是,反共之後,上海黨組織原本就受到極大削弱,特別是能獨當一面的黨員很少,結果因為種種派系矛盾和由「清黨」檢舉所造成的相互猜疑誣陷,以致不少黨員竟陷於牢獄之災,甚至慘遭槍殺。而各種機關中,投機分子則乘機渾水摸魚,以謀私利。黨、政、軍、警等各部門,也是派系林立,結黨營私,故相互掣肘。上海特別市清黨委員會宣告結束工作之際發表的宣言,就最清楚地反映出他們對這種情況激憤填膺,卻又徒喚奈何的複雜心理。

其宣言稱:「本會自成立工作以來,已逾三月,結束在即。回顧三月來之工作,因種種障礙,進行艱難。誠如白崇禧同志之言,假革命之流,充塞本黨,在本會以外,借清黨之名,行勒索之實。一時市民怨聲載道,敢怒不敢言。即忠厚同志,亦皆兢兢然以明哲保身為戒。嗟呼,清黨運動固如是耶?本會初成立際,原欲本總理大無畏之精神,集中全市清黨工作,使假革命之流無從憑藉。詎料土豪劣紳之被檢舉者,本會正欲嚴究,則從而包蔽;共產分子之被告發者,本會正欲懲辦,則從而輕處;忠實同志之被誣陷者,本會正欲營救,則從而投獄,或竟罹殺身之禍。其慘毒至於如斯,全市黨員在刀鋸鼎鑊之下,憤慨歎息,莫可名狀。最痛心者,本黨自去歲北伐以來,到處民眾之歡迎,簟食壺漿,惟恐未至,正有東征西怨之概。乃今年四月,克復江浙,假革命者冒充忠實,竟將本黨令名幾付諸流水。嗟呼!清黨運動固如是耶?」《清黨會發表宣言》,1927年9月1日上海《民國日報》第四張第四版。

對「清黨」運動倍感失望的,自不止於上海黨部一家。事實上,隨著7月中旬武漢實行「分共」,進而於8月以後也開始實施「清黨」行動,兩湖地區及江西、河南、山西等省也先後實施「清黨」。因「清黨」範圍的擴大,特別是因為原本被視為清除對象的武漢國民黨人,以及只是形式上掛著國民黨旗號的馮玉祥、閻錫山等地方軍閥的加入,所帶來的問題以及人們對「清黨」運動所發生的不滿,自然也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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