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就集權專制政體本身而言,它並非是對現代化啟動的不利條件。傳統的專制集權社會中,有哪些消極因素阻礙了清政府主導的現代化運動取得成功?

構成這種反應能力的第二方面是傳統的政體結構,這裡指的政體結構,其外延要比政治制度更為廣泛。它包括該政權運用自己的專制國家機器作為「效應器」來實施能動的反應的能力,其次,還包括國家動員本國現有的稀缺的資源的能力,以及吸納政治精英的能力,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傳統政體結構運用國家的權威建立新的制度與機制的能力,以及對複雜局勢的靈活應變的制度彈性,等等。

中國傳統的高度集權的專制政體,從表面上看來,存在著一系列有利於「感應型現代化」起步的因素。例如,較之分權制的封建制(Feudalism)政體,這種專制集權政體,具有較高程度的自上而下的命令貫徹能力;集權型的傳統政府,可以運用現存的官僚系統,自上而下地對發展中的諸種矛盾與問題進行干預、協調與解決。

現代化的政策一經確定,傳統專制君主和政府還可以運用「君權神聖」的權威,以聖旨自上而下地強制地推行變革政策,而傳統體制內並不存在任何足以對抗這種傳統君權的政治力量來抵制君主進行現代化的努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傳統集權政體的統治者一旦認識到現代化變革對國家和民族的前途,以及對王朝本身的前途的重要性,他就可以運用自己享有的普天之下臣民對自己的權威的尊從和現行官僚系統來執行現代化的使命,形成「國家監護型」的現代化體制。單就集權專制政體本身而言,它並非是對現代化啟動的不利條件。

傳統的專制集權社會中,有哪些消極因素阻礙了清政府主導的現代化運動取得成功?這裡,我們可以通過嚴復對清代專制政治的深刻剖析,來認識這種體制在應付西方挑戰時顯露出來的問題與矛盾。

嚴復是中國近代思想家中最早認識到中西文化立國精神的不同的人,在他看來,中西文明立國精神的不同,對於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層面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他指出,西方文化是「互相砥礪,以勝為榮」的文化,這種以競勝為本位的文化價值滲透於各個方面。而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止足為教」,「相安相養」,「防爭泯亂」嚴復:《論世變之亟》,《嚴復集》第一冊,第1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為本位的文化,這種立國精神上的根本差異,反映在中國傳統政治制度層面,就是「禁非有餘,而進治不足」。當西方「競勝性」文化與中國「防爭泯亂」的文化相拮抗時,後者就必然陷入極為被動的境地。

以「防爭泯亂」為基本原則的專制政體,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近代變革過程中「綜合反應能力」上的消極特點?嚴復對此曾進行了一系列分析。嚴復認為,正是這種專制政體抑制了社會成員(包括官僚士紳精英與下層民眾)的微觀活力與主動性。他指出,自秦以來,專制統治的主人,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不再受到他人的爭奪,用「蝟毛而起」的法令來約束人們的行為,而這些法令,十之八九,皆是「壞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嚴復:《辟韓》,《嚴復集》第一冊,第36頁。他還指出,中國的統治者,以鈐制民眾的主動性這種高昂代價來換取統治上的便利與安全。

專制政體不知不覺地使民眾「弱而愚之」,其結果就使中國人在外敵威脅面前失去主動的自衛能力。這就如同「其卑且賤」的奴產子無法與「其尊且貴」的貴人相鬥一樣。更嚴重的是,庶民既然無權過問地方與國家的事,那麼,政治與公共事務方面的能力與興趣也無從發育與培養,其結果也就是「通國之民不知公德為何物,愛國為何語」。這種「舍一私外無餘物」的「苦力」與愛國者戰,「斷無一勝之理」。嚴復:《法意》,《嚴復集》第四冊,第985頁。

嚴複的這一分析,對我們認識中國清王朝對西方挑戰的綜合性的反應能力具有重要的意義。

首先,這種社會難以產生在思想上、精神心智上與能力上應付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的人才。傳統文化與政治體制窒息了這種能力的生長機制。而且,這種政治傾向性隨著專制政治的完備而愈演愈烈。用嚴復的話來說,「其弊之甚,其害必有所終,故自與外國交通以來,無往而不居其負。」嚴復:《原富》,《嚴復集》第四冊,第907頁。其次,一旦中國在面臨來自西方侵略而形成的日益深重的危機而產生要求變革的願望時,由於在長期封閉的、大一統的體制下的中國人(從士紳、官僚到一般下層民眾)基本上受的是同樣的文化訓練,經受的是同樣的文化衝擊,視野、態度也大多雷同,社會分化的水準很低,價值與觀念態度的多元化程度很低,各種觀念、價值與政治主張之間缺乏制衡與緩衝,其結果是,一種思潮成為主流,就會壓倒另一種思潮,也就是一種傾向總是“掩蓋”與壓倒了另一種傾向。一種思潮崛起,大都一呼百應,形成兩極化的震盪現象。恰如嚴復所言:「至於事極而返,則橫議蜂起,潰然如堤堰之決。居上者欲捧土而彰之,而世風民氣,遂不可問矣……」嚴復:《原富》,《嚴復集》第四冊,第907頁。嚴復所揭示的這一特點,對於理解中國自甲午戰爭以後陷入兩極震盪具有重要的意義。

大體上可以認為,自近代以來,中國的傳統專制國家的保守的官學化的意識形態信條與高度集權的專制政治體制相結合,形成一種特殊的回應西方挑戰的綜合反應模式。在這種模式下,一方面,保守的意識形態與傳統思維方式相結合,作為對西方衝擊的信息進行認知與判斷的解釋框架,這種解釋框架不能對這種信息的性質與意義作出客觀準確的判斷與處理。另一方面,傳統政體結構的僵化性及其「防爭泯亂」的宗旨,使之不能對自身進行自我更新,其結果就進一步在中西衝突中遭受新的屈辱、挫折與民族危機。

除了傳統意識形態價值觀與政體結構外,在面臨西方列強加之於中國的外部危機的關鍵時期,在政體結構、傳統價值體系已經確定的情況下,處於權力中樞的決策精英的能力與政治選擇的傾向性,仍然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因素。面對危機與矛盾,這些關鍵的政治人物作出什麼樣的政治選擇?他們的政治判斷能力、組織能力、經驗與洞察力如何?他們在應付突然來臨的危機時,是否有足夠的政治智慧與策略技巧來處理複雜的矛盾並爭取統治集團內部某種力量的支持?他們所作出的改革計劃是否合乎實際並有可操作性?他們是否善於利用西方列強之間的矛盾,盡可能地緩和外來壓力,以爭取變革所需要的寶貴時間?在同一時空舞台上,不同的政治角色可以演出不同的結果。

換言之,在同樣的國際與國內條件下,一個有變革導向的而又對國家有足夠的權威與控制力的統治集團,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傳統體制的現存資源,排除保守派集團對變革的阻礙,來推進改革計畫。相反,一個老謀深算的、有效地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保守的統治集團,則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現存政體與主流價值體系的資源,巧妙地反對變革。而一個充滿焦灼感的、政治上不成熟的變革集團,則可能由於戰略上的失誤,激起保守勢力的聯合反抗,最終使改革夭折,並且會在決定民族命運的關鍵時刻,使保守派得以東山再起。

伊藤博文

在這一方面,日本的伊藤博文和土耳其的基馬爾對本國的早期現代化所作出的貢獻,可以說是有目共睹的。

當然,政治統治精英這種個人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受以上價值因素與政體因素的影響,但在分析一個國家現代化的歷史過程時,個人的能力與政治傾向性,仍然是一個獨立起作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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