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見到戴笠報告後,雖對張學良的做法深感擔心,表面上卻仍佯裝不知,一切只以軍令行之。

從李克農潛入洛川六十七軍軍部與王以哲、張學良密談並通電之日起,南京方面就已經有所發現了。3月5日張學良與李克農再度秘密會談的當天,駐洛川的六十七軍副官處副官、復興社分子劉宗漢就將李克農來洛情況及達成的協議內容密報了戴笠。報告除對張學良兩次見李的情況似不大了解之外,其他內容十分詳盡,對照相關的中共檔案,可知所說十分準確。內稱:「現在陝北之匪已大部竄山西中陽、石樓、隰(縣)等縣,張學良氏有與匪合作消息。1.六十七軍前三日曾接匪電令購大批書報。2.匪中央曾派來偽外交部部長李克農來洛川與王軍長協立多項口頭協定,宗漢竊視偽李部長發與匪中央之電,內云‘略有協定,彼此不相攻打,採買給養可隨意,但我軍(匪自稱)可著便服,以掩外人耳目。大體須俟張來後,始決定’等語。3.該偽部長李克農於本(五)日回偽中央部,攜去大批文電與地圖。4.此次匪與張部之接近談判,系壹零柒師陸壹玖團被俘團長高福源所為。5.李匪皖人,目力不佳,談鋒極健,對外界活動力頗強,常有函致滬平兩地學校,其來洛川已三次矣。6.現六十七軍一般人對剿匪頗黯淡,處處表示一種反領袖與中央之意態。」

李克農

戴笠得此報告,「除急電飭西北工作人員嚴密偵查,隨時報告外」,馬上向蔣作了報告。戴的報告同時還「附呈六十七軍張貼之赤匪宣傳品一紙」,內容是「鉛印新聞紙單面《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在洛川軍部附近公開張貼「八一宣言」,亦可見當時紅軍對東北軍工作之深入。

俗話說,沒有不透風的牆。張學良暗中與中共聯絡的消息,聽到的人已經很多了。3月29日,即紅軍東征山西一個多月之後,時在山西輔助閻錫山的徐永昌就在日記中寫道:「晚八時張汗卿來電雲擬助晉剿匪,如以來晉為妥者,可否上風陵渡過河云云。閻先生大怒,以為必無好意,且悔恨運城之部不該北調。(楊)星如謂共匪渡河決為張主使。閻先生亦言曾聞之郭增愷(楊虎臣親信),張汗卿去冬某日在陝北與毛彭約晤等等,舉室惶擾。」這裡所稱張與毛彭約晤,雖然不是事實,但閻錫山在這裡所講的「去冬」指的是陰曆,1936年陰曆年為1月24日,可知閻錫山這裡所提到的應當是張學良與李克農1月20日第一次在陝北洛川的會談。只是中間人大概也是聽聞,不清楚中共方面來的什麼人罷了。但楊虎城的人既然都已經探得消息,並廣為傳播,可知張學良暗通中共的情況在當時國民黨高層裡面就不是什麼秘密。

張學良

地方軍閥為保存實力而暗中與紅軍妥協,對此無論蔣介石,還是閻錫山都是見慣不驚。蔣因張學良曾幾度相助,又是東北軍統帥,就更是睜一眼閉一眼。他見到戴笠報告後,雖對張的做法深感擔心,表面上卻仍佯裝不知,一切只以軍令行之。當然,他也不忘時時靠曉以道理。如紅軍東征受挫,正迅速回撤陝北,開始回渡黃河之際,眼見張學良按兵不動,蔣之批評也是苦口婆心。電謂:「兄與虎城猶互相推諉,彼此觀望,不敢前進,未知革命究為何事,國家養兵之多,人民痛苦之深,而對區區殘匪保持實力不敢前進,吾人何以為人表率。以理論之,東北軍在陝省多過楊部數倍,而楊軍之力有限,如責其能保持宜川及其以南地區,於心已足,再欲其前進,不但其心不願,而對此計劃與命令必不誠服也。中以為延長延川任務只有東北軍獨立負責收復,表示不推諉、不避難之革命精神,否則不但陝省軍事無了期,而國亦必亡。何以示眾,何以對人言,念陝省匪情與軍事不禁心裂矣。茲再展半月之期限,兄負責收復延長延川勿得再誤。」

與此同時,蔣介石對張學良通共問題採取的策略,是「清君側」,發現一例清除一例,絕不手軟。不過他做的時候會顯出絲毫不懷疑主事人的樣子來,目的是既要解決問題,又不致破壞了與張的關係。

比如張學良與中共密商如何進佔延川等地的幾乎同時,蔣介石就得到了西北不穩的密報。只是當時這個消息主要是沖著楊虎城去的。據西北「剿總」參謀長晏道剛5月8日密報稱:「西北情形極為複雜,共匪、漢奸、野心軍人彼此勾結利用,乘機圖逞,此時若不清理,一旦有事將必敗壞大局。職於今昨兩日,督飭特務人員,破獲西安之共匪偽省府,捕獲要犯二十七人,並抄出反動刊物甚多,均系力詆中央,反對剿匪。獲犯中以教育界人最多,陝省教育極為不良,而綏靖公署所屬部隊之內,潛伏共黨及漢奸甚多,恐為將來之害。而其中為楊謀主者,為全國經濟委員會所派之西北專員郭增愷,蒙蔽虎城陰結漢奸共匪,以為大局變動時個人勢力發展。最近抄獲《活路》之反動刊物,力詆中央,煽惑東北軍聯共抗日,即在綏署參謀處印刷。擬懇請鈞座飭委會將郭增愷調開,如罷免,必須限制其不來西北。」

其實,《活路》的編印,主謀乃東北籍激進分子,並非楊虎城部所為,更與郭增愷無甚關聯。故事發後,張學良亦頗為緊張,一度急忙飛回西安與楊虎城商量應對辦法。好在此事並未牽涉到張學良。蔣所以必須對《活路》一事採取嚴厲措施,就是因為它對東北軍煽惑甚力,非加遏止不行。故蔣雖明知郭為楊虎城的座上客,連晏道剛都無足夠證據,卻依舊批復:「郭增愷應即在陝直接逮捕解京可也。」郭也因此於5月6日被西北「剿總」調查科逮捕並押送到南京陸軍監獄去了。自然,郭被解京之後,經有關當局反復訊問,結果絲毫通共的證據也沒有查出來,幾個月後又不得不將其釋放出來。

《西北文化日報》對西安事變的報導

有關張學良或東北軍「通共」的問題,在蔣處置兩廣事變過程中,也有新的情報出現。當時,中央新聞檢查處處長賀衷寒的報告送來,所述東北軍內部情形也讓蔣擔心不已。報告說:「據西北政訓分處科長周保黎面報稱,長安軍官訓練團自王以哲軍長主辦以來,以聯俄容共相號召,對稱呼總理及委員長均不立正而規定稱呼副司令則應立正。又行營少將參議張翼即前江西匪區逃出投誠之師長,現亦在該團工作。其言論頗多荒謬。」如果說,過去有關張學良或東北軍有「通共」行為的情報,真假不清,且鑒於東北軍戰力較弱,可以想像其主要是出於避戰之目的,如今在東北軍軍官訓練團中公然有「以聯俄容共相號召」者,自然遠較一般「通共」更為可怕。蔣對此自然要採取必要的措施。於是便有8月29日所謂「豔晚事件」的發生。當晚,省黨部便衣隊奉命秘密逮捕了在東北軍中頗有影響力的有中共嫌疑的宋黎等人。

張學良與蔣介石

儘管蔣介石並未抓住張學良與中共串通的切實證據,但種種情況仍舊使張學良不能不十分小心。他一面與中共秘密聯絡,暗商聯合蘇聯共舉西北抗日義旗之舉,一面對蔣還要繼續表現出忠心不貳的樣子,一切唯命是從。像對蔣介石上述電報,張通常也是一一貫徹落實,從不公開違令不遵。包括在5月12日與周恩來第二次延安會談時,雖然確定了兩軍共同行動的大計畫,他還是特別將蔣之命令提出,要求紅軍儘量予以配合,使他能演好自己的角色。故雙方這次會談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商量讓東北軍依據蔣令按時進佔延川等地的具體安排。對此,考慮到當時紅軍已經回渡,東北軍進佔黃河西岸,正好可以在紅軍回撤的背後築起一道防波堤,以防蔣、閻兩軍乘勢大舉跟進陝北,周恩來也很痛快地予以同意。等到蔣介石意識到這種形勢,估計紅軍可能轉而向西,力求在甘北和寧夏有所發展時,其命令自然又有改變。他於是要求張學良「以現在陝甘寧兵力製成整個計劃」,確保不讓紅軍向甘北寧夏轉進,以利晉西追剿部隊渡河進剿。對此,張學良也照樣做出計劃,一面陸續將東北軍主力西調去甘北防守,一面繼續要求中共配合其演戲。而中共方面也處處遷就,儘量提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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