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烈文回答說: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僕,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時已晚清

如果不是曾國藩回鄉組織湘軍拼死鎮壓太平軍,不是他開啟引進西方「堅船利炮」的洋務運動,晚清不可能出現所謂的「同治中興」,清王朝可能更早就壽終正寢了。然而,儘管曾國藩對清王朝忠心耿耿,效盡犬馬之勞以保其江山社稷,但與機要幕客趙烈文的一次小小論辯,看得出他開始憂慮清王朝究竟還能支撐多久、其壽命到底還有多長。在《能靜居日記》中,趙烈文詳記了他與曾的這次談話及此後曾國藩對清王朝命運的思索。

只要沒有緊急繁忙的軍政事務,曾國藩晚上往往喜歡與幕客聊天。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西曆1867年7月21日,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與趙烈文聊天時憂心忡忡地對趙說:

京中來人云:「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祼身無袴。」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

趙烈文回答說:

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就是說,現在天下統一已經很久了,勢必會漸漸分裂,不過由於皇上一直很有權威,而且中央政府沒有先爛掉,所以現在不會出現分崩離析的局面。但據他估計,今後的大禍是中央政府會先垮台,然後出現各自為政、割據分裂的局面;他進一步判斷,大概不出五十年就會發生這種災禍。

聽了趙烈文這番話,曾國藩立刻眉頭緊鎖,沉思半天才說:「然則當南遷乎?」顯然,他不完全同意趙烈文的觀點,認為清王朝並不會完全被推翻,有可能與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的政權南遷後南北分治、維持「半壁江山」的王朝一樣。對此,趙烈文明確回答說:「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他認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東晉、 南宋那樣南遷偏安一隅,恐將徹底滅亡。曾國藩反駁說:「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趙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國勢之隆,食報已不為不厚。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後君之德澤,未足恃也。」趙的談話確實非常坦率,他實際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清軍因明亡於李自成、吳三桂衝冠一怒大開城門而入關,所以「創業太易」;入關後為震懾人數遠遠多於自己的漢人而大開殺戒,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誅戮太重」,這兩點決定了清王朝的統治缺乏「合法性」。而清王朝後來的君王——可能他心中所指為康、乾、嘉——「君德」固然十分純正,但善與惡並不互相掩蓋彌補,何況「天道」已給他們帶來了文治武功的「盛世」,作為十分豐厚的報答,因此這些後來君主們的「德澤」並不能抵消清王朝開國時的無道,仍不足補償其統治的合法性匱缺。

對趙烈文從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殘暴性這兩點否定其統治的合法性的這番言論,曾國藩並未反駁,沉默很久後才頗為無奈地說:「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之隕。」「祏」是宗廟中藏神主的石屋,「宗祏之隕」即指王朝覆滅,曾國藩也預感到清王朝正面臨滅頂之災。

當然,在一段時間內,曾對此問題的看法仍十分複雜。雖然有時承認現在「朝無君子,人事僨亂,恐非能久之道」,但有時又對清王朝仍抱某種希望,認為現在當朝的恭親王奕為人聰穎、慈禧遇事「威斷」,所以有可能避免「抽心一爛」、「根本顛仆」的結局。而趙烈文則堅持己見,認為奕「聰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慈禧「威斷」反將使她更易受蒙蔽。要想挽救頹局,像現在這樣「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當默運天心,未必其然也」。「默運天心」頗有些神秘主義色彩,但在此更可將其理解成為一種「天道」、某種「歷史規律」。現在局面如此不堪,如無體制的根本性變革,僅靠現在這樣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修修補補,實在無濟於事,而奕、慈禧均非能對體製作出重大改革之人,所以清王朝難免分崩離析的命運。

趙烈文端的是富有洞見,不僅對歷史大勢看得透徹,而且作為一個遠離權力中心、根本無法近觀奕、慈禧的幕客,對此二人的判斷卻準確異常,以後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奕確是朝廷中少有的開明權貴,晚清的一些革新措施大都與他有關,因此當時有視野開闊、思想開明之譽;但1898年維新運動興起時,他卻堅決反對,證明趙在1867年對他作的僅「小智耳」的論斷不虛。慈禧確實「威斷」,但大清王朝以後不斷為其「威斷」所蔽所誤已是眾所周知,無須再贅。趙的眼光,確實老辣。

不過,曾對趙的論斷仍無法或不願完全相信,總感到清王朝還有一線生機;尤其是不久之後,朝廷下諭,依總理衙門奏請,令督、撫、將軍對外交問題開誠佈公暢所欲言時,曾國藩興奮異常,認為這是當政者將振衰起弊之兆,清王朝振興有望,最起碼可以像東晉、南宋那樣長期偏安。

同治七年七月下旬(1868年9月中旬),曾國藩被任命為直隸總督。此時,曾國藩終於第一次見到慈禧太后、同治帝、恭親王奕及文祥、寶鋆等高官,並在幾天之內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見。對此,他當然倍感榮耀。直隸總督的職位不僅使他能近距離觀察清王朝的最高層領導,而且使他能對王土的形勢有更多了解。這時他才知道,國家的頹敗遠遠超過自己原來的預料,而朝中根本沒有可以力挽狂瀾之人。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1869年7月7日)晚上,曾國藩對剛剛來到保定直隸總督府的趙烈文坦承自己對時局、朝政的失望,對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奕、文祥、寶鋆、倭仁這些清王朝最高統治者的人品、見識、能力、優點與弱點逐一分析點評了一番,分析點評的結果是他們皆非能擔當王朝中興重任之人。他們尚且如此,其餘的人更加庸碌無為,曾國藩不禁哀嘆清王朝的未來「甚可憂耳」。這種局面, 正是一個衰朽政權用人制度「逆淘汰」的結果,但反過來,這種「逆淘汰」又會加速這個政權的衰敗。最終,他不得不同意趙烈文兩年前的論斷:清王朝已經病入膏肓,難以救藥。

恭親王奕訢

歷史驚人準確地應驗了趙烈文的預言,清王朝終於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趙1867年預言它不出五十年就徹底垮台正好四十四年;而且,接踵而來的也是趙所預言的長期「方州無主,人自為政」即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當然,曾、趙已分別於1872和1894年去世,並未看到自己的預言、預感成真,對他們來說,這或許倒是一種安慰。因為雖然預料到清王朝行將就木,他們也只能做大清王朝的孤臣孽子,難有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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