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帶有相當程度封閉排外色彩,實際應稱為「狹隘民族主義」。但近代歷史表明,這種「民族主義」卻偏偏又對中國真正的繁榮富強起了巨大的阻礙作用。

一百年前的此時,義和團運動正在興起,一年後便轟轟烈烈、如烈火燎原般地突然燃遍整個北中國。但就在高潮之際,卻又突被殘酷鎮壓下去,其興也勃,其亡也速。義和團運動當然是正義的,團民們視死如歸的精神更是可歌可泣。但惟其非常正義、無比英勇,使人更感到這的確是場無與倫比的歷史悲劇。而這場悲劇的複雜性與深刻性更引人深思,發人深省,否則,這一段深創巨痛的歷史將全部「白費」,那麼多的鮮血與生命也將全部「白費」。

義和團興起的社會背景

義和團運動興起的背景十分複雜,但最根本、直接的原因則是19世紀末葉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加劇,中華民族危機的加深,這種侵略帶來的文化衝突所引起的「反洋教」。

1895年《馬關條約》簽定後,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1897年德國強佔膠州灣,隨後俄國強行租借旅順、大連及附近水面,英國租借威海衛及附近水面,法國租借廣州灣。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列強已基本上劃出各自在華的勢力範圍,中華民族面臨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空前嚴重。可以說,從統治階級的最上層到被統治階級的最下層,自覺不自覺地要對這種形勢作出自己的反應。

「洋教」是指西方傳來的基督教。從康熙晚期到鴉片戰爭前,清廷一直實行禁教政策。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在列強的壓力下簽訂不平等條約,被迫同意解除教禁。傳教士以船堅炮利為後盾,紛紛來華傳教。很明顯,這種傳教的實質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但為了傳教的策略需要,教會在中國創辦了不少以傳播現代自然科學知識為主要內容的學校、醫院和報刊雜誌,對現代科學知識在中國的引進和廣泛傳播,對中國的現代化確實又起了重要作用。不過,隨著越來越多的傳教士深入內地鄉村建堂傳教,農民與教會的衝突日益激烈,屢屢發生各種「教案」。反洋教既有文化上的衝突,更有實際利益的衝突。從文化上說,教會認為「祭天拜祖」是偶像崇拜,而禁止信教者進行這些活動,這與中國傳統文化中視為神聖的祭天地、敬鬼神、祀祖宗、拜孔子幾乎水火不容,洋教因此被人(尤其官紳)視為「滅倫傷化」,難以容忍。在實際利益方面,教會為了擴大傳教,往往不擇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由於教會享有種種政治特權,不少品行不良分子紛紛入教,仗勢為非作歹,橫行鄉里。在教民與鄉民的衝突中,教會自然袒護教民,地方官往往也無可奈何。這樣,文化衝突與民族矛盾交織一起,終於興起聲勢浩大的反洋教運動。

據統計,從19世紀60年代到19世紀末,全國發生大小教案八百餘起,其中較大的有「天津教案」、「長江暴動」及四川餘棟臣起義等。其發動與參與者有地方官員、土豪鄉紳、普通農民、民團會黨、城市貧民、流氓無產者……十分複雜,規模越來越大,手段越來越激烈,但基本訴求仍是「崇正避邪」、「忠君衛道」的封建性。義和團運動於90年代後半期起源於山東和直隸,以「練拳」為名組織起來,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東冠縣梨園屯拳民起義,使義和團運動迅速興起,從山東發展到直隸,並於1900年夏進入北京天津。義和團的口號雖不統一,但主要是「順清滅洋」「扶清滅洋」「助清滅洋」,並明確表示「一概鬼子全殺盡,大清一統慶升平」,愛國性與封建性混為一體。對一切與「洋」有關之人和物,義和團則極端仇視,把傳教士稱為「毛子」,教民稱為「二毛子」,「通洋學」、「諳洋語」、「用洋貨」……者依次被稱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統統在嚴厲打擊之列。義和團的另一個特點是幾乎完全靠迷信、巫術來動員、維持群眾,強調練功能刀槍不入,能任意請出中國古代歷史或傳說中的人物如關公、趙雲、武松、孫悟空、豬八戒、黃天霸、樊梨花、觀世音……出來為自己助戰。許多團民時時念咒畫符,「降神附體」以「大仙」自居,聲稱具有魔法神力,任何洋槍洋炮都不在話下。對此,越來越多的人信以為真,全社會的迷信氛圍達到頂點。

天津教案

對如此巨大的社會運動,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竟沒有一個明確、統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級官員自行決定。由於地方各級官員對義和團的態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對,中央官員的意見也極不一致,所以中央政府決策也深受影響,時而主剿,時而主撫,但總的傾向是主撫。而最終決定明確支持義和團,則是要利用義和團根絕維新隱患。

甲午戰爭中國的慘敗使國人深受刺激,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提出「借法自強」,要學習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先進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改造中國,在光緒皇帝的支援下,上演了「百日維新」的活劇。變法必然觸及守舊者的利益,以慈禧為代表的頑固派為了保住自己的權位,發動戊戌政變,維新六君子被殺,康、梁在外國使館人員的幫助下逃往海外,支持維新的官員受到嚴厲處置,光緒皇帝被囚禁瀛台,「維新」失敗,中國社會和歷史嚴重倒退。為了根絕隱患,慈禧等守舊派決定廢除光緒,另立新君,但這一計劃遭到西方列強的強烈反對而未能實現。對守舊派來說,光緒的存在確是潛在的巨大威脅。他們知道自己沒有力量,便想依靠義和團的「民心」「民氣」,同時又相信義和團的各種「法術」真能刀槍不入,打敗現代化武器裝備的洋人,於是決定用義和團來殺滅「洋人」,達到廢立的目的。而義和團本身的封建性、落後性,也為這種利用提供了基礎。

由於有了政府的明確支持,義和團情緒高漲,迅速向更極端、更非理性的方向發展,對傳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殺。1900年春夏義和團進入京津後,情形更為恐怖,許多傳教士和外國人、中國教民被殺,甚至「夙有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嬰兒生來迎月者亦殺之,慘酷無複人理。」他們要消滅一切帶「洋」字的東西,鐵路、電線、機器、輪船等等都在搗毀之列,因為「機器工藝」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有用洋物者「必殺無赦,若紙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曾有學士六人倉惶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支,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並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對開明官紳、維新派人士,義和團更是明言打殺,要「拆毀同文館、大學堂等,所有師徒,均不饒放」,明令要「康有為回國治罪」,在一些頑固派的指使下,還一度沖入宮禁要捉拿光緒皇帝,外國使館和外交人員自然受到威脅。在這種情勢下,西方列強以「保護使館」的名義組成「八國聯軍」發動又一次侵華戰爭。這時,清政府必須對是和是戰作出正式決定。清廷從6月16日到19日連續召開四次御前會議,討論和戰問題,主戰、主和兩派進行了激烈辯論。主和的有許景澄、袁昶、徐用儀等,得到光緒皇帝支持,主張鎮壓義和團,對外緩和;主戰的有載漪、剛毅、徐桐等,實際上以慈禧為首,主張支持義和團,對外宣戰,首先攻打使館區。結果當然是主戰派勝利,主和派認為中國大難將至,光緒與許景澄等三人在廷上團聚共泣,卻毫無辦法。許景澄等五名主和大臣不久被清廷處死。6月19日清廷決定「向各國宣戰」,給北京義和團發放粳米二萬石、銀十萬兩,並命令清軍與義和團一同攻打使館區,義和團更加鬥志昂揚。經過兩個月的激烈戰鬥,中方終因武器落後而不敵八國聯軍,而義和團「刀槍不入」的神話同時破滅,團民紛紛四散,北京城於8月14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攜光緒等向西倉惶出逃。就在八國聯軍血洗北京,殘酷屠殺義和團團民之時,西逃途中的慈禧已開始與列強議和。為儘快與列強達成和議,清廷從9月7日起連續發諭,下令剿殺義和團:「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剷除不可。」經過清政府地方官的嚴剿,一些零星小股義和團也被最後撲滅。

義和團的悲劇

義和團反侵略鬥爭無疑是正義的,但其社會政治訴求卻非常落後,它排斥、反對乃至仇視一切現代文明。這種仇視當然事出有因,如中國文化中「華夏中心」、盲目排外的傳統,更有近代中國屢受「洋人」侵略的背景。不過唯其如此,使人更感「戊戌維新」的難能可貴。維新運動的直接動因是中國在甲午戰爭中被明治維新的日本打敗,使先進的中國人深受刺激,認識到只有像日本那樣「維新」才是中國的出路,中國才能強大。他們不因日本侵略中國、殘酷屠殺國人而反對「維新」,怒斥「維新」的種種不是,反而明確提出要學習敵國日本的「維新」,這不僅需要冷靜的理性,更需要極大的勇氣。因為維新派提出向敵國學習,承認敵國的社會政治制度優於被侵略的祖國,很容易被指為「漢奸」、「媚敵」、「賣國」,所以只有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那樣有膽有識者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甲午戰敗後提出「借法自強」。而義和團運動則明顯是維新運動的反動,因此才能被以慈禧為首的封建統治者中最愚昧、頑固、落後、守舊者所利用,成為他們手中的工具。維新派的「借法自強」與守舊派的「夷夏之防」二者雖如水火不相容,若僅從「愛國」的角度看,二者都是為了「救國」,因此本質上都可歸於廣義上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但不無遺憾的是,長期以來人們往往只將嚴守「華夷之辨」、反對「借法自強」者視為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而「借法自強」者則往往被扣以「變夷」「媚外」「崇洋」「賣國」「殖民」等大帽,使其居於道德、政治的絕對否定性境地和劣勢地位因而最多只有招架之功,反對者進而自己再倚道德、政治的優勢地位對其作義正辭嚴的攻擊或批評。這樣,在近代思想概念的流變中,所謂“民族主義”便常常帶有相當程度封閉排外色彩,實際應稱為「狹隘民族主義」。但近代歷史表明,這種「民族主義」卻偏偏又對中國真正的繁榮富強起了巨大的阻礙作用,實際誤國匪淺,為害甚烈。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和相當的警惕。而近代中國的些微成就、終末亡國恰恰卻是許多不同時期、不同程度、不同內容地主張「借法」的中國人的努力結果。

對義和團,清政府最初只想到「民心」、「民氣」可用,而狡猾地加以利用,但並未想到當民眾的怒火被點燃後,它便很難控制其方向、規模,最終很可能是自己被灼傷。而義和團本來就有滿腔怒火正待噴發,一朝得到清政府的支持更一發而不可收,而沒有想到自己只是官方的一種工具,一旦情況有變或超出官方允許的範圍,自己首先會成為犧牲品。從中也可看出歷史的複雜性。

他們對義和團的觀點或許不無簡單、片面、苛刻之處。但一場正義、英勇的運動卻被最腐朽、最落後的力量所掌握利用,歷史悲劇,莫過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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