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心外無事」,主宰一切的是心。

晚明時代,士人自我意識比較強,喜歡張揚個性,而且喜歡樹立門戶派別,其數量之多,為歷朝之冠。以文學方面而言,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人便是很典型的例子,因為「三袁」是湖北公安人,時又稱「公安派」。公安派倡導「獨抒性靈,不拘格公」的創作主張,說理抒情,隨筆直書,寫了許多富有自我意識的小品文,其作品中流露出的鮮明個性,為晚明文學帶來了清新的氣息。除了「公安派」外,尚有以王慎中、唐順之為代表的「八才子」、以歸有光為代表的「唐宋派」、鐘惺為代表的「竟陵派」等。

心學的崛起

上述此等品題風尚,是晚明時代的文化環境所造就的。

從文化思想的層面來看,王陽明心學系統的建立是一個標誌。陽明學說,打破了程朱理學主導的局面而為思想界注人新的活力。這時期,隨著心學的風靡,士人張揚個性與標新立異已露端倪,這實有賴於王陽明心學的批判本質。

王陽明強調:「夫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如此,理即在吾心,而不必如程朱理學強調「格物致知」、「外心以求理」。這種「唯心主義」,儘管未免偏激,但在當時不失為富有進步意義的意識形態,它消除了心與理的界限,而強調自我意識、重視主體精神的特質,對君主專制社會後期人性覺醒和思想解放浪潮的產生,具有巨大的刺激和推動作用。

王陽明圖像

這種心學理念,推而廣之,甚至可以否定聖人之言而不為過,所謂「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即使是孔子之言,如果求之於心而非,也不會妄以唱和。這種不畏權威、敢於懷疑的膽識和勇氣正是他建立心學的重要心理基礎。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陽明心學開一代之風,改變了此前文人因循守舊的思想意識,代之而起的是一種對人性竭力彰顯的士風。

張揚「良知」之說

王陽明曾學習朱熹的格物致知功夫,繼而轉治佛老,因此,王氏學說頗受禪宗影響,及後於患難中悟出人的天性不須向外尋求,於是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學說。

王陽明的學說,與南宋陸九淵一脈相承。他認為「心」乃萬事萬物的本體,自然界一切事物的法則,乃至於各種倫理道德都在人的心中,所以說「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心外無事」,主宰一切的是心。如是,力言心的本體是性,性的本體便是天理。簡言之,也就是心即理,理即心,心理合一,不假外求。

既然心即是理,那麼,一切事理都存在於人的心中。這種發自內心的「知」,也就是「良知」。「良知」是善良的,是人心所固有、與生俱來的,能辨是非,能知善惡。但「良知」有時會被私欲蒙蔽,因此我們必須去私欲,發揚人性中的「良知」,這就是「良知」。

但如果只知道事物的道理,不能身體力行,卻與未知無異,因此王氏主張知行合一。他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知而不能真切篤行,便是未為真知,「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以語知」,可知「行」的重要性大於「知」。

啟發大膽思考

自王陽明學說一出,加上他在當時享有較高的政治和社會地位,遂成為明中葉以後學術的主流,取代程朱之學而居於思想界的主導地位,影響至深。王學以「良知」為心的本體,即無私欲蒙蔽的天理,也就是至善的本心,使人建立一種去惡從善的人生觀。

提出「知行合一」,強調明心見性,指出聖人之學「不是裝做道學的模樣」對人說教,使知識和實踐合一,坐言起行;尤其是這一「力行」的哲學,把拘泥於聖人之道的程朱學說洗刷一新,重振了頹唐的士風。明代文人品題風氣之盛,正好印證了這一點。

王學這種啟導人們擺脫程朱理學的思想束縛,轉而大膽思考、抒發個性的思維方式,於今天仍富有借鑒意義。

特別鳴謝:香港大學、北京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