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春到上海參與「協防」,可說是李鴻章擺脫曾國藩、真正「自立門戶」的開始,李鴻章以後的一生事業即「隆隆直上」。他以後能手掌傾國之權,實皆由此奠基。

1862年春到上海參與「協防」,可說是李鴻章擺脫曾國藩、真正「自立門戶」的開始,李鴻章以後的一生事業即「隆隆直上」。他以後能手掌傾國之權,實皆由此奠基。個中緣由,還需從頭細細說起。

太平天國起義後,清朝的「國家軍隊」綠營兵腐朽日甚,簡直是不堪一擊;相反,倒是曾國藩辦的團練、組建的湘軍這種「民間武裝」,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戰鬥中屢建奇功,於是朝廷開始鼓勵地主豪紳大辦團練。

1853年2月,太平軍從武昌順江東下,攻佔安徽省城,殺死安徽巡撫。這時,安徽地方當局一片混亂,各地豪紳猶如驚弓之鳥,也紛紛興辦團練自保。此時李鴻章還在京城當翰林院編修。據說某天他正在琉璃廠海王村書肆訪書時,聽說安徽省城被太平軍攻佔,「感念桑梓之禍」,同時認為投筆從戎、建功立業的時機到來,於是趕回家參與興辦團練。李鴻章以一介書生從戎,無權無兵無餉,更無絲毫軍旅知識,所以徒有雄心壯志而一敗再敗,一事無成,曾作詩以「書劍飄零舊酒徒」自嘲,足見其潦倒悲涼的心境。

1859年初,幾乎走投無路的李鴻章在其兄李瀚章的引薦下入曾國藩幕。在曾國藩幕中,經過幾年戎馬歷練的李鴻章顯示出過人的辦事能力,深得曾的器重。不過,心志甚高的李鴻章並非對幕主唯唯諾諾,而是主見甚強,因某些建議不為曾國藩所用而負氣離開曾幕。不久曾國藩念其才幹,修書力勸他重回己幕。而李也認識到離開曾國藩自己很難成大事,於是「好馬也吃回頭草」,並不固執己見,欣欣然重回曾幕。由此,亦可見曾、李二人處世之道的圓熟。

曾國藩

1861年下半年,太平軍在浙東、浙西戰場連獲大捷,直逼杭州、上海。此時上海早已開埠,「十裡洋場」中外雜處,富庶繁華,有「天下膏腴」之稱。上海受到太平軍威脅,官紳自然驚恐萬狀,於是派代表到已經克復安慶的曾國藩處乞師求援。此時正在傾全力圍攻「天京」(南京)的曾國藩感到手下無兵可分,於是拒絕了上海官紳的乞求。不過來者知道李鴻章深受曾國藩的器重,於是私下找到李鴻章「曉之以理,動之以利」,詳陳上海的繁華盛況:「商貨駢集,稅厘充羨,餉源之富,雖數千里腴壤財賦所入不足當之。」如果上海被太平軍佔領,如此巨大的財源,「若棄之資賊可惋也」。此說利害明顯,自然打動了李鴻章,於是他力勸曾國藩援救上海。在李鴻章的勸說下,曾國藩認識到上海對兵餉的重要,同時亦想借此爭得江蘇巡撫的重要職位,於是決定派兵滬上。經過慎重考慮,曾國藩決定派他的胞弟曾國荃前往,不過考慮到此時湘軍兵勇嚴重不足,又改派曾國荃為主帥、得意門生李鴻章為輔領兵援滬。

之所以要派李鴻章前去輔佐曾國荃,並非因為曾國荃能力不行,而是湘軍素來只徵召湖南人,無論在何處作戰,都不得不返湘募兵,長期作戰在外,兵源愈來愈緊,此時很難大量分兵援滬。而曾國藩早就認為徐、淮一帶民風強悍,可招募成軍以補湘軍之兵源不足。李鴻章是安徽合肥人,又是他久經培養的「門生」,自然是回籍募兵援滬的最佳人選。早就想自立門戶的李鴻章立即抓住這一機會,急忙趕回家鄉。要在短期內組建一支軍隊殊非易事,於是他通過種種渠道,將家鄉一帶舊有的團練頭領招集起來,迅速募兵招勇,加緊訓練,短短兩月之內就組建起一支有幾千人之眾、以湘軍為藍本的自己的私人軍隊——淮軍。

不料,曾國荃對率兵援滬卻是百般不滿,因為他一心要爭奪攻克「天京」的頭功,於是採取種種辦法違抗兄命,拒不放棄進攻「天京」而援兵上海。無論老兄曾國藩如何三番五次地催了又催,老弟曾國荃就是遲遲不動身,無奈之中,曾國藩只得改變計劃,僅派李鴻章率淮軍前往。這樣,李鴻章就由「輔」變「主」,對他來說,這可是改變一生命運的關鍵一步。

清末年畫《曾國藩慶賀太平宴》

1862年4月初,在曾國藩湘軍的支援下,李鴻章率剛剛練成的淮軍乘船東下抵達上海。這月底,他就奉命署理江蘇巡撫,幾個月後便得實授此職。之所以能如此一帆風順,端賴曾國藩保舉。就在李鴻章於1861年12月趕回家鄉辦理團練時,曾國藩接受諭旨,奉命調查江蘇、浙江兩省巡撫是否稱職勝任。曾國藩在《查複江浙撫臣及金安清參博士學位折》中稱這兩省巡撫均不稱職,指責江蘇巡撫「偷安一隅,物論滋繁」,「不能勝此重任」,並附片奏保李鴻章不僅「精力過人」,而且「勁氣內斂,才大心細,若蒙聖恩將該員擢署江蘇巡撫,臣再撥給陸軍,便可馳赴下游,保衛一方」。以曾氏當時的地位,他的意見不能不為朝廷重視,因此李鴻章得迅速任命為巡撫同時身兼通商大臣。

對曾國藩而言,此事是將地位重要的江蘇納入了自己的勢力範圍,使當地的軍政和民政實際統歸自己,解決了困擾自己多年的軍隊與地方的矛盾。對年近四十的李鴻章而言,此事使他成為朝廷的大員,雖然從官制上說他仍是兩江總督曾國藩的屬下,但已擺脫了曾國藩幕員的身份,頓時豪情萬丈,其一生事業由此「隆隆直上」。當然,李鴻章也知道這完全是曾國藩對自己的栽培,所以立即致書曾氏深表感謝:這都是您對我多年訓練栽培的結果,真不知如何報答,「伏乞遠賜箴砭,免叢愆咎」。

歷史大勢證明,華洋雜處的上海在近代中國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洋人在中國政治中起的作用越來越重要。誰能掌控上海,誰就財大氣粗;誰能與洋人打交道,誰就舉足輕重。正是在防衛上海的過程中,李鴻章開始了具體與洋人打交道的漫長生涯,也因此他後來才能在政壇上超過湘系成為近代中國最重要的權臣。

顯然,就個人權勢隆替而言,當時防衛上海要比爭得克復「天京」的「頭功」重要得多。可惜曾國荃拒不赴滬而失此良機,足見其昧於歷史大勢。更顯曾國荃短視的是,當他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奪下「天京」後,連夜上奏報捷,結果不僅沒有得到清廷的獎賞,反而被清廷嚴厲斥責。朝廷降諭指責他不應在破城當晚返回雨花台大本營,責備他應對上千太平軍將士突圍負責。不久上諭又追查「天京」金銀下落,命令曾國藩查清追回上繳。清廷的諭令對曾國荃毫不客氣,點名批評:

曾國藩以儒臣從戎,歷年最久,戰功最多,自能慎終如始,永保勳名。惟所部諸將,自曾國荃以下,均應由該大臣隨時申儆,勿使驟勝而驕,庶可長承恩眷。

實際提醒曾氏兄弟如不知進退,將「勳名」難保、不能「長承恩眷」,話中暗伏殺機。鳥盡弓藏、兔死狗烹是中國政治傳統,曾氏湘軍以一支私人軍隊而獲赫赫戰功,清廷不可能不對其高度警惕,一定要將其裁撤而後安。顯然,對曾國荃來說,當時他的最佳選擇應該是去協防上海,而將克復「天京」的頭功讓與他人。但正是曾國荃對歷史大勢的短視無知,恰恰成就了李鴻章以後的「宏圖偉業」。

事實說明,凡成大事者,必不能昧於歷史大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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